藤井省三：鲁迅是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东亚文化原点(2)

　　在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中，大江健三郎先生描写了19世纪50年代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群像，其主人公“南靖男”被他的恋人、一名为美国人提供性服务的女性称为“我的天使”。这位姓南的青年，可以说是大江版的“阿Q”。日本人虽然从美国占领军那里独立了，但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仍然是美国的半殖民地，大江健三郎试图通过日本的“阿Q”来刻画这种根植于半殖民地的自立。

　　村上春树第一部作品的第一句是，“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且听风吟》1979)。这一句是由鲁迅《野草》中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触发的，我认为是对鲁迅文学的致敬。此后，村上春树先生经常借鉴《阿Q正传》，并塑造阿Q式的主人公。其中，特别有趣的是《1Q84》这部描写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长篇小说中的第三个主人公“牛河利治”。他从相貌、性格、境遇到名字，都是阿Q的翻版。村上春树很喜欢玩构词游戏，“牛河”这个姓氏不用训读“USHIKAWA”，而是用音读“GYUKA”的话，就能从“GYUKATOSHIHARU”中拼出一句“HARUGI TO AKYUS”(春树和阿Q们)。在描写进入后现代转型期的日本时，村上借用了“阿Q”这个形象。

　　战后的日本作家们就像这样，通过模仿鲁迅来描写各个时代的日本。

　　新京报：同样在序言中，你谈到自己致力于召集东亚和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进行专题合作研究，其中有一个国际合作研究话题是“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谱”，能否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形象系谱”的研究成果？

　　藤井省三：“东亚的鲁迅阿Q形象系谱”是2009年至2012年间我们进行的共同研究。例如，韩国东国大学教授的金良守先生，把旅日朝鲜人作家金达寿(1920-1997)作品《朴达的审判》的主人公“朴达”的人物形象，与鲁迅的“阿Q”进行比较，提出阿Q的冤魂作为一种“亚洲的停滞性”，或者说“败北主义”；他在九泉流浪之后，于1950年重新投胎为韩国的底层农民朴达。全力抵抗统治势力、不屈服于严刑拷打、面对司法部的百般刁难总是“嘿嘿”一笑的朴达，他不屈的精神延续至今仍未消失。在日语中，“朴达”和“我们”同音，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Faye Kleeman(阮斐娜)提出，太宰治的《惜别》用“取样”、“模仿”、“嫁接”的方式，再一次重申了鲁迅文章中所包含的精神。

　　鲁迅对恶者强烈批判，对弱者常怀同情

　　新京报：在你看来在当今的东亚视野下，该如何去谈论鲁迅的精神遗产？

　　藤井省三：鲁迅精神是对人类整体抱有希望的同时，对恶者强烈批判，又对弱者常怀同情。在后现代社会，尤其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时，这种精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新京报：在鲁迅与胡适之间，素来存在着比较的视野。你也曾经写过一本《现代中国的轮廓——通过从鲁迅、胡适到郑义、莫言的文学来解读》。就你的阅读史或研究经验，胡适是否存在着某种东亚传播现象？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两位民国学人之间的比较？

　　藤井省三：有关胡适的问题，我认为我在《她是纽约达达派——胡适的恋人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的一生》(王惠敏訳、《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6月)这篇论文中已经回答了，这是我于199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进行三个月的研究后得出的成果。鲁迅和胡适，可以从日本留学经历和美国留学经历，以及异国恋爱经历的角度进行比较。恋爱，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经历，还包含了读书、看戏、观察周围人的体验。

　　日本也有像新渡户稻造(1862-1933)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虽然都是学者、高校行政人员、政治家，但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影响力。

　　新京报：文本的接受史，往往存在着正反两面。你在书中谈论的更多是正面接受史，不知日本是否在某些时期也存在着对鲁迅的反面论述？

　　藤井省三：自从日本1909年首次报道鲁迅以来的110多年间，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对于鲁迅的批评。非要说的话，竹内好在评论性传记《鲁迅》(1944)中作出了一些充满偏见的批评，比如“《肥皂》乃愚劣之作，《药》是失败之作”、“我认为《伤逝》是恶劣的作品”之类的。松本清张(1909-1992)误读了《故乡》，写出了反《故乡》的小说《父系之手指》。但在战后，竹内好收回了自己的恶评，把鲁迅抬到了与中国官方对鲁迅的评价差不多高的位置。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