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以光影书写二战史的视角变迁(3)

　　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2002年奉献出那部获得了奥斯卡9项提名的《时时刻刻》后苦寻良久，终于觅得下一部的电影计划：改编《生死朗读》。这个饱含着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在打动全球无数读者的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他。面对如此令人唏嘘的故事，戴德利一直被自己能否把握好这部电影的改编所困扰。因为《生死朗读》对那段往事的观点十分独特：它不关注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也不以展现惨烈为目的，而是把全部焦点放到个体身上，无论是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纳粹女看守汉娜，还是“朗读者”米夏，他们的人物色彩都是含混不清的。“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这是史蒂芬·戴德利为该片找到的题中之意。“我们试图在此片中讨论一种无知的恶，他们不知不觉参与到了作恶之中，实际上这些人最后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事实上，该片之所以在众多二战题材中脱颖而出，重要原因正在于此。

　　据悉，原作者施林克生于1944年，是德国战后一代。 《朗读者》写于1995年。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作家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他这代人对父母及家国故土的一种感情困扰。在小说中，施林克写道：“我们这些第二代(战争第二代)，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应该这样吗？”有评论认为，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吐出了作者“重新审视历史”的心声。

　　全新人文时代，儿童视角别有深意的构思及传达的意义值得我们一再品味

　　经历了“反思浪潮”后，新旧世纪交替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大多来自影像或书籍。这个时期的反战题材在商业电影的夹缝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美丽人生》和《钢琴家》了。对于《美丽人生》，很多人在看后的第一反应是心碎。确实，不少人没料到这个名字听上去很美好的片子，说的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意大利喜剧片导演罗贝托·贝尼尼用了一种轻松的调子来表现战争中的父爱，它和《虎口脱险》的喜剧色彩截然不同，是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喜剧。这里头包含着导演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对这些受苦难者的关怀。而今年上映的一部新片，因为与之相似的儿童视角与喜剧色彩，被人拿来与《美丽人生》作比较。这部电影就是年初获得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在豆瓣也保持了8.4的高分的新片《乔乔的异想世界》。

　　《乔乔的异想世界》由塔伊加·维迪提导演，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二战尾声，一名年仅10岁的小纳粹狂热分子乔乔如何与母亲在家中藏的一名犹太女孩相处，并逐渐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在《美丽人生》里，我们看到在集中营里的父亲为孩子营造一个“童话世界”；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我们看到德军将领的孩子与集中营的男孩成了朋友，却不幸被当成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悲剧。这些故事以孩子的天真善良作为战争的遮羞布，让我们透过孩子单纯的眼睛去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脆弱的童话摇摇欲坠。而《乔乔的异想世界》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未将孩子以纯粹的局外人置于战争外。《美丽人生》和《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的孩子对战争是全无了解的，他们是至纯至真的小孩。而《乔乔的异想世界》让乔乔参与其中，甚至赋予了他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身份。在训练营中，这些年幼的孩子被灌输的是“犹太人是长犄角的怪物” “看见犹太人要举报”。乔乔和当时所有的德国孩子一样崇拜希特勒，为体现这点，电影设计了一个讨巧的方式：让乔乔脑袋中假想的希特勒常常跳出来和他对话。一天，楼上传出的奇异声响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在一堵墙后，乔乔发现了一个女孩。让他更吃惊的是：她是犹太人，但头上并没长犄角且非常聪明，这让乔乔的内心第一次产生了怀疑。电影整个围绕着乔乔逐渐转变的纳粹意识展开。在与犹太女孩爱莎的接触中，乔乔从最开始对她充满敌意逐渐开始对犹太民族充满好奇，甚至对爱莎产生了好感。爱莎也渐渐卸下偏见说：“乔乔，你不过是穿着纳粹制服的10岁男孩。”盖世太保突然上门，将整部电影推向一个小高潮。乔乔发现自己竟然违背组织掩护了爱莎。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素昧平生的犹太女孩已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少的挚友。电影通过一个孩子深入地挖掘了德意志培养追随者的荒谬机制，他们妖魔化犹太人的形象，划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界线。然而，在孩子们毫无戒备心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连孩子都能不经意地认知到的平等，与纳粹妖魔化的方法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帝国的强权摧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而尚未被世俗污染的孩子则保有着一颗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