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拓展：世界反法西斯电影的求新图变(2)

　　喜剧与战争片的对接，属于类型的跨界融合。或许这正是当代战争片能够长盛不衰，持续繁荣的秘诀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创伤正趋愈合，心灵的痛感也在减轻。战争片与其他电影类型的跨界融合，已成当今世界电影寻求创新突破的最佳着力点。于是，我们看到了战争片与奇幻、童话融合的《潘神的迷宫》(2006)；与儿童片融合的《穿条纹睡衣的男孩》(2008)；与儿童片、喜剧片融合的《乔乔的异想世界》(2019)。更有甚者，还有战争片与惊悚、恐怖，甚至无厘头等类型风格混搭融合的《死亡之雪》系列(2009-2014)、《弗兰肯斯坦兵团》(2013)和最近的《战争幽灵》(2020)等吸睛指数爆棚的奇葩类型。有人曾把电影的已有文化积累比作一个圆圈。今天电影人所要做的，就是尽力把它的边界向外拓展，为电影创作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类型的跨界融合，正是驱动电影边界不断外扩的一只引擎。

　　跳脱类型模式，突显电影艺术的个性化和创作思维多样性

　　好莱坞类型片遵循的是一种类似福特汽车流水线式的集约化模式。它总是为消费者提供某种完美且固定的消费套路，如同为电车行驶铺陈轨道，以此来避免市场上脱轨翻车的潜在风险。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这一套路还暗合着一种所谓“圣经故事”的叙事原型，擅长把任何战争中的敌我双方转换成正与邪的终极对立；或者将正义一方的主角塑造成从恶魔手中拯救苍生的创世英雄。凝聚套路是为了简化思维，方便消费。可是，久而久之，套路本身也会演变成为创作上的刻板模式和思维禁锢，束缚和阻滞电影人拓边创新的艺术尝试。因此，跳脱类型模式，突显电影艺术的个性化和创作思维多样性，也就成为当代世界反法西斯影片求新图变的另一法门。电影大师大卫·里恩的《桂河大桥》(1957)即为此例。尽管影片也是取材于二战史实，在主题上延续了大师一贯关注的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美学旨趣。它不仅让影片获得了一种文化反思的价值取向，也使其风格被烙上了一种作者电影特有的 “签名”式的个人印记。

　　20世纪50-80年代，这种“去类型化”或者说“作者化”趋势在国际影坛渐成显学，相继出现了《士兵之歌》(1959)、《伊万的 童年》(1962)、《铁皮鼓》(1979)、《莉莉玛莲》(1981)等被人们归为“艺术电影”的革新之作。战争片也因此挣脱了好莱坞商业类型的枷锁，从“英雄拯救苍生”的原型套路中解放出来，在文化、哲学、政治意义上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性。近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无耻混蛋》(2009)、《缄默的迷宫》(2014)和《金衣女人》(2015)，就是沿着这一“去类型化”“作者化”方向划出的一道道延长线。《缄默的迷宫》和《金衣女人》都属于欧美有识之士面对二战和排犹历史所做出的批判性反思。前者呼吁当代德国社会应该勇敢地拆封记忆，直面不堪的历史，主动去承担战争遗留的司法和道义责任；后者则蕴含着一种“拒绝遗忘但应放下仇恨”式的务实史观，帮助那些曾经遭受战争荼毒的人们从伤痛记忆中获得心灵的痊愈。这类影片不仅为当代人类社会提供了文明的尺度，也从人类学意义上提醒国际社会如何因应未来、和谐共处的挑战。它们的价值早已逾越电影艺术或美学自身的框定，而应被视为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然而，市场却是严酷的。正如再美味的食物也要面对消费者味蕾的检验一样，这些在文化思想艺术价值上各有斩获的艺术成果，有时候却不得不去面对不被消费者接纳的尴尬处境。毕竟大规模的战争已离我们远去，战争的创伤也在加速愈合。今天的主流人群，尤其是最常光顾影院的年青一代，在如何看待和感知战争的态度上，已然出现了某种普遍性的麻木和钝感。这一客观现实要求电影工作者必须从电影的美学机制上重新寻求应对之策。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某种可以被称为是“隔代叙事”的剧情带入手法。比如日本影片《永远的零》(2013)和《小小的家》(又译作《东京小屋》，2014)，都不约而同起用了彼时正当红的流量明星来作为历史故事的回溯者。他们在剧情主线中并不承担性格铺展的叙事功能，而只是以一个外在于故事的、与观众同龄的讲述人身份，将遥远而陌生的战争传奇带入今天年青一代观众的视线，以便最大程度缓冲剧情和观众之间的陌生感。应该说，这种变革是必要的，因为它关乎一种“拒绝遗忘”式的文化祭祀，能帮助年青一代有效打捞正在散佚的珍贵记忆。

　　不断推进视听语言的感知革命，成为大银幕的坚定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