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简俭是家风” 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3)

　　另一记载道：“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则载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鱼”，但淮白鱼乃江南特产，开封未见，而依宋朝祖宗旧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无从可致”。后来，皇后只好问吕夷简的夫人：“相公家在寿州，当有糟淮白鱼吧？”吕夫人回家后给皇后进献了两筐鱼。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高宗吃饭时，习惯多备一副公筷，因为“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赏给宫人吃，是对宫人的一种尊重。

　　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间，宋孝宗在后殿内阁宴请经筵官胡铨，这次饭局被胡铨记入《经筵玉音问答》中。胡铨说，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鱼，宋孝宗告诉他：“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一条鱼吃两天，孝宗的饮食算俭朴了吧。胡铨听后颇为感动，说：“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孝宗又说：“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断进谏，向皇帝敲警钟。如苏轼进《策别》：“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曾巩上《议经费》：“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提出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有了这样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紧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从来简俭是家风”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他们认识到俭有四利，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鹤林玉露》)。至于具体到家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代中国家庭更是有着一股久远的过“紧日子”的传统。但凡一个稍有传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长都明白，持家以俭才能绵延长久，他们不但奉行节俭修身养性以延年益寿的信条，还警惕奢是罪恶的源头，是败家的征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俭与奢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员之家尤其如此。

　　《史记·鲁世家》载，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贵族家庭，掌管国政和兵权30多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可谓位高权重，他一生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见他如此节俭，颇为不屑地说：“你身为国家重臣，代表国家形象，却如此寒酸、吝啬，你不怕朝中文武百官笑话吗？实在有损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声誉。您何不变一变？于己于民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回答道：“我当然也想穿华服、骑良马，可是，我看到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在挨饿，我不能看着全国百姓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让自己和家人衣着华美，终日酒山肉海，这样做于心不安啊。况且，我只听说国家形象和荣誉是通过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举止表现出来的，从没听说过炫富示奢、大讲排场能给国家增光添彩！”孟献子听说这事后，非常生气，将儿子仲孙幽禁了七天以示惩戒。

　　宋代是官员俸禄最为优厚的朝代，也是冗官现象最为突出的时期，但整体上，宋代士大夫却有一种节俭的风尚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