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和小贩的日与夜：再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2)

　　“如果每次只拍3、5、10天，那拍出来的是导演制造的故事，得通过写稿子写解说词去圆，甚至需要被拍摄对象去演，去走位。只有和拍摄对象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才会看到生活里的真实。日常生活好像挺无聊没有任何冲突，但只要时间跨度足够长，把日常的普通生活浓缩到一起，情节和故事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出来。”陈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相信生活，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未知，生活才是最好的编剧。”

　　“再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

　　每天跟拍让被拍摄的人物逐渐习惯了镜头的存在，陈为军得以深入他们生活中最细微的纹理，让片子呈现出许多动人细节，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城管与小贩“斗法”的简单故事。

　　在城管面前总是高声叫骂状态的王天成，会每天给老伴熬好药，再端到摊位上，还要细声细气地嘱咐：“有点凉了，兑点热水再喝。”

　　回老家开贫困证明时，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回忆起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右手，“300多吨的液压机落下，一下就没了。”他只拿到了社保支付的两万八千元，工厂认定是操作失误，一分钱也没掏。一家人在农村无法继续生活，这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到武汉谋生。如今已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上初二的女儿从未回过老家，在精神上已经是地道的武汉人。

　　看着已经离开了十几年长满杂草的破败老屋，王兆阳的妻子说：“就算再艰难再困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我捡瓶子捡垃圾都不回来了。”

　　王天成所有“战斗”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为了孙女，“我必须要她在这样好的一个学校里读完书。最好还能读个大学，然后再找个婆家。这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城管们虽对王天成强硬占道的行径不认同，却能理解且关照他们的梦想。当王兆阳和城管们聊到各自的孩子教育问题，彼此会心一笑，他们不再是“对手”而是心境相同的家长。时任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也以帮王天成一家找到“城市梦”的更好“解法”为目的，规划城管的工作思路：“对于王天成和他儿子来讲，他们还是河南人，但对孙子来看，已经是武汉人了。他要用武汉的思路，用城里人的思路来看怎么谋生。”“占道经营毕竟是暂时的行为，长久不了的，入室经营才是合法经营，那才是安全的、可靠的，那才是真正城里人过的生活。”

　　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生门》等作品一样，陈为军并不直接表达某个观点，而是客观克制地在大量入微的细节处展现人生百态和人性的善良，赋予影片一种悲悯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城管还是摊贩，在他的镜头里都有血肉，都有温度。

　　陈为军也不喜欢为观众细致地解析自己的影片，他说那样反而会把观众的理解限制进一个很小的范围。他认为看纪录片的人，知道这些是真实的故事，就会对应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被触动的点自然不同，观众与影片之间会如何化学反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该由导演来引导。

　　“就此别过”

　　陈为军1992年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武汉电视台工作。1994年，他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二十多年的纪录片生涯，他偏好关注各类社会议题，用最诚实的方式跟拍被拍摄者，这种耗心竭力的拍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健康。

　　由于《城市梦》的拍摄与《生门》的拍摄几乎无缝连接，他在2015年《城市梦》拍摄完成后才开始剪辑《生门》，当2016年年底《生门》剪辑完成，陈为军的身体也吃不消了，看着《城市梦》长达600多个小时的素材，他认为自己无法再完成这样大工作量的后期制作。2017年《生门》上映时，陈为军曾多次向外界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部片子。随后，他到国外治病、养病。

　　在制片人戴年文的鼓励下，陈为军在养病期间还是捡起了几乎要放弃的后期工作，与戴年文带领的后期团队一起远程办公，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梦》的所有后期剪辑。又过了两年经历十几次修改直到今年7月，《城市梦》才过审拿到龙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