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方案“难产”近30年 世界最高木塔“病”得很厉害(3)

　　原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柴泽俊，生前曾为记者分析过这四种修缮方法：“落架大修”实施技术上较成熟，可彻底加固残损构件，纠正扭曲变形，但构件更换率较大，拆卸下来构件的存放、消防任务也很大；

　　“现状加固”保存历史信息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木塔残损、变形等病状，加固不好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

　　“抬升修缮”是将木塔上部险情较轻的部分抬起，用传统修缮办法解体修缮塔体下部，能从根本上整治木塔下部的病状，保留较多历史信息，但抬升装置科技含量高、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投资较大；

　　“支撑修缮”则是用钢架子在木塔内外槽柱间，把木塔支撑起来，由钢架荷重。塔身、台基加上在塔内设置的钢架重量，对木塔地基的危害较大。用钢架在塔内支持，对木塔主体承重构件损坏较多，使木塔内部承重体系发生变化，改变木塔原貌。

　　为慎重选定修缮方案，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同意，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方案评审论证会，7位院士和34位专家参加。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确定了木塔修缮方案的总体思路是“抬升修缮”。200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一思路和相关立项。

　　然而，2006年，国家文物局在山西省朔州市召开了“应县木塔抬升修缮方案专家评审会”，认为《应县木塔抗震加固方案》和《应县木塔保护工程抬升修缮方案》作为工程实施方案还不够成熟，不具备实施条件。加上现有工作成果对木塔现状、特别是安全状况的分析、研究尚不到位，缺少特别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断，采取何种修缮方式，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两个方案暂缓进行。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接手了前期成果，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针对木塔持续发展的病情，2014年底，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工程启动，后因效果不明确被国家文物局叫停。

　　1992年至2001年，时任应县佛宫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杜福，为迎木塔大修，专门到大兴安岭购买木材。因为对方要求先汇款再运送，上级领导怕不保险，没有买成。后来买回的木材，就存放在佛宫寺院内。

　　为保证木塔消防安全，随着木塔修缮迟迟未落地，这些木材被他的继任者秦亮泰移到了当地木材厂。当所长的7年里，秦亮泰正好赶上木塔维修保护最受关注的时候。

　　“我觉得主要是形不成统一意见。没有哪一个绝对权威或专家拍板说，咱就按这个方案修。”秦亮泰说，应该行动起来了，木塔的扭曲变形能矫正最好，不能矫正起码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不要再让它扭了。

　　“如果一直这样不动工的话，它会不会变形加剧？加剧的后果是什么？”秦亮泰很担心。

　　“难以承受之重”的修缮体制

　　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高层木塔，属于稀世珍宝、全国孤例。然而，目前它的保护研究力量却比较薄弱。

　　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木塔所在的应县是农业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1.8亿元，在木塔周边环境整治、违章建筑拆除等工作上压力较大。

　　地方财力也制约着木塔研究“第二战场”的开辟及其附属文物的保护。应县一位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由于木塔修缮方案迟迟拍不了板，有专家提议在木塔附近8公里处的龙首山开辟“第二战场”，成立中国木结构建筑保护研究中心，建一个1：1比例的实验性木塔，为将来木塔维修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应县还计划在龙首山建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博物馆，将来既可存放展示木塔替换下来的残损构件，又能为木塔的百余件珍贵辽代文物提供一个安全的收藏环境。但这两个想法都受到资金制约。

　　木塔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是应县文化和旅游局下属的股级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员28个。这个机构原来的主要职责是“防火防盗防破坏”，如今想把研究抓起来，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研究才刚刚起步，受地域、编制、级别等影响，人才不好招。”一位知情人士说。

　　自从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木塔保护修缮的大部分工作，但受人力、条件、能力等因素制约，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