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2)

　　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尚书》《春秋》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文化长城——《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

　　中国历史资源之丰富，史事记载之连续，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到惊讶。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这样写道：“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清晰连贯，没有发生过断裂。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三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通过对内开放、对外学习他人来不断发展自己的文明。

　　阶层开放、上下流动是中华文明对内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提倡“明明扬侧陋”，让新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战国时期，主持各诸侯国变法的商鞅、吴起等等，大都不是本国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人才的选拔路径更宽敞也更开放，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语。

　　与欧洲依靠经济力量的新兴阶级完全不同，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这类新兴政治人物，依赖的主要是知识和个人的才学。这种开放选拔人才的方式不但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而且有助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历来抱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史书上俯拾皆是。现仅举两例加以说明。例如：据《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一曲”实际上就是指流行于中亚的马其顿歌曲。它被带到长安，后来又被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家李延年“更造新声”而流行中华，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1609年，伽利略在意大利发明并制成天文望远镜。10年后，望远镜传入中国，并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历法变革、学术研究与军事斗争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可见，即使在明中后期这样被认为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开放步伐也并未停止。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深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都伟大。因为它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发展规律，必将极大地促进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