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青三代编译人，坚守马列经典编译阵地(2)

　　顾锦屏偶然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华东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招生，国家急需俄文人才。他跟几个同学步行二三十里到昆山坐火车，辗转去上海考试。最终，16岁的顾锦屏被录取。“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参加了开学典礼，动员我们学好俄语。”从此，顾锦屏埋头学、刻苦学、发奋学。

　　1951年9月，中组部要调25名同学到北京工作。“不可能有我啊，我当时那么小。”出乎顾锦屏的意料，他被选中了。一个星期后，刚满18岁的顾锦屏和同班同学周亮勋一同北上，进入了编译局工作。

　　在局里，所有人都叫顾锦屏“小孩儿”。他被分到哲学组，翻译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顾锦屏蒙了，他对哲学一窍不通，唯有边干边学。顾锦屏每天泡在资料室，既学俄语，也学理论。

　　掌握语言和理论后，顾锦屏迷上了哲学。列宁《哲学笔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的翻译、修改、校订，他都是重要经手者。

　　时间在笔端、纸面呼啸而过，当年的杏花春雨江南，换做北方长街卷起的千堆雪；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也早已华发萧萧。前些年老同学老同事周亮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给他很大刺激。老周有心脑血管病，但经常因为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的斟酌，忘记吃饭休息。

　　在编译局，这样的老同志不少。怀着一颗红心来，留下卷卷书香去。“岁月待我不薄啊，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能干着自己喜爱的工作。”87岁的顾锦屏说话没那么利索了，但精气神儿仍很足。

　　因为业务性强，编译局有“以老带新”的传统。如今，韦建桦和顾锦屏每天仍到单位来，编书译稿做研究，帮年轻人改稿。1998年参加工作的徐洋，当年“以老带新”的老师就是韦建桦。“他们是将编译事业视为崇高的使命，在其中实现人生价值。”徐洋说。

　　“编译工作不是仅仅查查字典、给词语搬家，而是要忠实反映原著的科学内涵”

　　编译之难，徐洋深有体会。他曾承担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精通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马恩著作约65%用德文撰写，30%用英文，剩下的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保加利亚文等语言撰写。

　　同时，马恩著作涵盖的科学领域极广，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法学、史学、军事、教育、科技、新闻、文艺等各学科。“编译工作不是仅仅查查字典、给词语搬家，而是要忠实反映原著的科学内涵。”韦建桦说。

　　编译时，徐洋发现马克思的手稿中有大量英文法文，还有在大英博物馆摘录的17、18世纪出版的书籍的引文。“很多句子都太艰深了，只能请教韦老师。”

　　徐洋把问题理出来，A4纸小四号字打印，有100多页。韦建桦当时正忙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某些卷次的审定，他放下手头工作，用清晰工整的行楷字，在纸边标注自己的回答，以及对徐洋译稿的修改，并注明修改原因。

　　除了编译，韦建桦也在思考如何让当代中国青年更加真切地感悟革命导师的人生境界。为此，韦建桦主编了《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这些作品理论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兼具。

　　近年来，一批年轻人加入了第五研究部。1988年出生的高杉是其中一位。最近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研讨会上，高杉等年轻同志提出的学术问题、撰写的讨论材料得到了韦建桦的高度评价：“年轻同志功底扎实，工作严谨。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的传统正在延续，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前景光明！”韦建桦说。

　　点亮生命的信仰之光(记者手记)

　　马列经典博大精深，如何用汉语准确、科学地翻译革命导师著作，第五研究部的编译家们用一本本译著做出了回答。

　　编译工作是寂寞的。一盏灯、一杯茶、一支笔、一沓纸、一摞书、一个悠长的夜晚，这是编译人在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写照。他们不在意外界的喧哗，只坚守内心的宁静。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寂寞中坚守，并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内心深处信仰的力量。

　　一个有信仰的人，哪怕再艰苦的工作、再寂寞的时光，他都能感受到富足和快乐。岂曰无碑，译著为碑。何用留名，人心即名。在一代代编译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坚守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