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我的大半生，属于古老的中国(2)

　　后来伍连德去吉隆坡热带病研究所进修时，遇见了一位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女孩叫黄淑琼，她的爸爸黄乃裳是福建著名侨领、维新派代表人物。像她这样出身良好、中西合璧、相貌不凡的女子，当时有很多追求者，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医生，伍连德最不被看好。没想到让两颗年轻的心彼此贴近的是共同的背景和爱国情怀。一次谈天时伍连德说起他的两个舅舅都参加过甲午海战，越说越激动。一转头却惊呆了。一旁的黄淑琼正在流泪，一问才知道她的三叔黄乃模也参加了甲午海战，是邓世昌“致远舰”的副管带，壮烈牺牲。同样热切的爱国之情在两人心头涌起。

　　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在新加坡举办了婚礼。婚后返回槟城行医。他看到很多华人都吸毒、赌博，便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希望华人能振作起来。伍连德提倡反毒反赌，年纪轻轻就当了槟城反毒协会的会长，和好友一起办报纸宣传禁毒。后来遭到利益集团的诬告，英国法官非常蛮横无理，“判你有罪就是有罪”。

　　就在这时，伍连德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发来的电报，请他到中国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很快，伍连德关掉医院，订了船票，启程回国。他感到自己对中国知之甚少，临上船前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利用在轮船上的一个半月“恶补”。

　　听伍大人的！

　　伍连德在故友程璧光的引荐下，成为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他开始不知疲倦地工作，同时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国语。他采用西方国家重视实践的办法，健全实验室和建立临床门诊，让学生多动手多观摩。短短两年，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日本人的影响，成为现代化的医学院校，开始为中国军队输送合格的军医。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1910年12月18日，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意外接到外务部急电，“火速进京”。施肇基召见伍连德，他才知道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疫病，已经一个月了。施肇基非常着急，“疫病突起，地方上没有能力控制，俄、日双方向朝廷施加压力，都要求独自主持北满防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危机之下，伍连德接受了外务部的任命，他平静地说，“施大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为国家效力是我的荣幸。”

　　当时人们对这场疫病完全没有认识。日本派出研究人员到哈尔滨，解剖了上千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但是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死亡率非常高。当时报纸曾载，一个俄国官员带着夫人从火车站到江边，几公里的路，他们亲眼看到沿途倒下了十几个人；一个挑着担卖花生、瓜子的小贩，卖着卖着突然间倒地死去，花生瓜子被路人抢光。

　　伍连德只带了一个中文比他好些的助手，飞奔哈尔滨。他们圣诞节当天下午到达，第二天就去走访调查，很快得知一个旅店老板的夫人染疫而死。伍连德和助手立刻前往，反复做当事人家属的工作后，才把尸体带到诊所做解剖，确诊是鼠疫杆菌。当时的外国专家都难以置信，是中国人做了第一例尸体解剖。

　　调查中，伍连德发现买卖旱獭皮的商人和猎人染病的比较多，他推测传染源可能不是老鼠，但非常凶险。他马上向总督报告，并且按照约定直接向外务部施肇基用英文发送了九条措施。

　　但同时在东北做调研的日本人、俄国人还认为是腺鼠疫，并认为这个病是通过老鼠传播，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时就职于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迈斯尼也因此与伍连德各持己见，闹到外务部。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才得以继续主持满洲防疫。

　　就在此时，哈尔滨的疫情急转直下：24小时内死亡达到50人，鼠疫已经从局部流行变成全面暴发。俄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却迟迟不配合隔离方案。当时俄国铁路医院收治了一批鼠疫病人，院长是俄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他们给自己的医生注射了鼠疫血清。

　　迈斯尼也到铁路医院给病人检查，因没戴口罩，第三天便染病发烧。见到闻讯赶来救治他的伍连德，迈斯尼吃力地说：“伍博士，你是对的。”仅仅过了三天，迈斯尼便去世。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也同时真正意识到了鼠疫的凶险。

　　伍连德召集全城官员开会，不同以往的是，所有官员早早就聚集在防疫部门前等着他。面对一片混乱和不知所措，道台于泗兴大声说：“听伍大人的！”

　　袁世凯眼中的国士

　　伍连德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下令大量赶制，供应全体防疫人员使用。他还下令准备充足的硫磺和石炭酸等消毒剂。地方官员迅速行动起来，呼吁老百姓观测体温、戴伍氏口罩。伍连德又果断调来120辆火车车厢，当作隔离病房，在疫情中心傅家甸分出红黄蓝白四个区进行隔离。每个区合理配置了医生、助理、警察。病人不许出来，政府提供食品，在重要道路派兵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