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3)

　　考古揭示史前先民的宇宙观。在浙江乌镇桥头遗址，发现在涂红色陶衣的陶器表面用白色绘出的太阳纹图案。在距今60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体东西两侧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形象，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观完全吻合，表明中国古代的很多信仰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多件表面绘有八角星彩陶图案的陶罐。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还发现了把九件陶罐按照北斗星形状埋在一起的现象。北斗星的斗柄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分别指向东南西北，暗示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在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遗址祭祀遗址群，发现了呈三重圆形的祭坛，与中国汉代以来用于祭天的圜丘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在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300~4100年的巨型城址，从其年代、位置、规模和布局等来看，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在城内东南端发现了疑似以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判断农事节气的观象台，经过与天文学家合作开展模拟观测和研究，证明这个遗迹确实可以通过观测太阳从东侧升起时阳光照射角度来判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农事节气，从而证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先民就已了解农事节气，印证了《尚书》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考古学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实现其肩负重大使命的典型例证。该工程秉持“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方针，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汇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对中华大地各地文明起源、形成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环境背景、生业基础、发展动力与机制等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系列都邑性遗址的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滋养和学理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摆脱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束缚，以社会严重阶层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列举了从考古材料中辨识的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的建筑——宫殿的出现(往往与城内其他区域相隔离的大型高等级建筑群)、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礼器的大型墓葬、贵重资源和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为统治者所掌控、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王权所控制的稳定的分层级区域社会的形成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的产生。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明“三要素”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出现冶金术。因此，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一些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