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何数万知识分子奔赴延安？(2)
就在这时，何其芳看到了《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写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夏在陕北苏区访问的见闻。在陕北，斯诺见到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更重要的，他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倔强的“红小鬼”、鱼水般融洽的军民情、目标坚定的领袖……每一张面孔都让他印象深刻，每一个背影都见证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1937年，斯诺将他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访，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在书中，斯诺详细描述了延安这座战时“新城”的新气象：
“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
“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
“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组织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当时的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延安，给了当时千千万万报国无门的有志青年一个新的选择。
寻求抗日救国路
4个月内2000余人由川入陕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延安，吸引了数万有志于抗日的知识青年们。他们如潮水般接连而至，其中就包括陈学昭一家和何其芳。
1937年底，陈学昭一家三口转移到涪陵避难。丈夫何穆在当地的一所后方医院就职。这所后方医院管理混乱，“所谓伤兵，整日闲荡；所谓医师，也是同样。”陈学昭此时偶然借阅到一本《西行漫记》。夫妻二人被里面介绍的延安所吸引，于是想办法离开了涪陵，前往重庆联系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
前往延安的路途遥远辛苦，延安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陈学昭的儿子此时才3岁，她带儿子去延安的想法几乎没有人赞同，连她去延安想要投奔的对象——张琴秋都不予支持。但陈学昭“坚决要到延安去”。
而在成都，何其芳等人尝试的“革命檄文”受到了诸多非难。“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在这种情况下，何其芳说，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
“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
1938年7月21日一早，陈学昭不顾众多亲友的反对，携家带口满怀希望地在成都登上北上延安的汽车。半个月后的8月14日，26岁的何其芳也与好友卞之琳、沙汀一起向延安奔去。
去延安是他们一生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为此他们抛弃了名声、地位、家庭，抛弃了一切。何其芳在创作巅峰时期改弦更张，到延安为抗日救亡呐喊；陈学昭携家带口到延安过“苦日子”，以近距离观察这个中国最富朝气的地方，最后选择长居于此。
据统计，1938年5月到8月间由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多达2200余人。为了培养青年干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公、鲁艺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
【编辑:陈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