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考古青年：用青春年华追求考古学的中国特色(2)

　　“田野工作有两功，站功和蹲功。”张敏介绍，工人去土时，得站在旁边时刻盯着，一旦出现现象要立刻抓住；清理文物只能用手铲和刷子，太阳下一蹲大半天。更难忍的是野外危险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条件。田野不改其苦，他们不改其乐。

　　2012年，张敏在广州南澳岛的山林中做田野调查，傍晚时他迷路了。没有手电，靠着对讲机，他连滚带爬走了4小时才走出山，衣服被剐烂，眼镜也丢了。“我为什么要来搞这个？”他不禁问自己。第二天，他“吃了点好的”，便忘了昨晚的恐惧，只觉得调查“收获颇丰”。

　　对田野经历刻骨铭心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盈。一个北京姑娘，本硕学的是古建筑，没下过田野，这样的她曾被人质疑“干考古你不行”。

　　2009年，26岁的汪盈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田野工作被派到河北赞皇参加南水北调工程抢救性发掘项目。那年正逢特大雪灾，大雪封村，村里没有取暖设施，物资极其紧张，甚至连自来水都没了。但考古队的工作没有停。

　　“有一天，我手上特别痒，整个手又红又肿。我说怎么冬天还有蚊子啊？”汪盈像讲笑话一样讲着当时的情景：“同事说，哪有什么蚊子，这是冻疮。”

　　这样的苦“劝退”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汪盈。现在的汪盈已是考古领队，长期在内蒙古赤峰辽上京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曾经质疑的声音如今变成了鼓励和肯定。她把田野看作考古的“生命线”，“只有在田野中才能得真知”。

　　今年，在辽上京寺院遗址的发掘中，她和团队发现了叠压在同一夯土台基上的三次不同建筑柱网磉墩遗迹。“金代对辽上京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因此辽上京始建时的样子在地下。如果不亲身参与到发掘工作中，是看不到这一层的。”汪盈说。“优秀的学者起于田野。做好田野基础工作，研究才能做得扎实、走得长远。”

　　接续文脉 在历史坐标上锻造中国气派

　　公众看待考古，往往带有一层传奇色彩的“滤镜”。“考古就是挖宝”这一误解曾风靡一时。

　　作为专业考古工作者，他们始终明白，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挖到多精美辉煌的“宝贝”，而是发现珍贵的历史线索、文化密码。“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物品。”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晓汀说。

　　初入行的朱晓汀也曾有过“挖宝”心态。刚工作时，她觉得每次野外发掘就像“夺宝奇兵”一样有趣。随着经历丰富，她发现“挖宝”只是少数时候的运气，更多的是“啥也没有，只有沙子”。“原来，挖宝不是考古的目的。我们要避免抱着这样功利的心态看待考古挖掘工作。有时即使是残破的陶片，也是巨大的收获。”她说。

　　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精美的文物，每个考古青年或多或少都遇上过。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许志强对一次发现记忆犹新。2012年，他负责发掘的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花梅瓶。梅瓶之精美让许志强和同事惊叹。

　　“看到梅瓶，大家都很兴奋，但过后，依旧要回归客观理性。”许志强认为，文物作为研究对象，精美也好残破也好，都是历史文化的符号。“要克制自己对精美的执着，否则可能会走上歧途。”他严肃地说。

　　从事考古，他们对文物有着特殊情感，这种情感纯粹而淡泊，与占有丝毫无关。他们更愿意做一个守望者，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守望文明。

　　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和时间赛跑。

　　张敏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墓葬，一打开，发现里面已经被盗空。沮丧的同时，更多的是惋惜。“如果它们能保存完好，即使我不来发掘研究也行啊！”他感叹。

　　对于基层考古研究单位而言，很多考古工作往往是配合城市建设进行抢救发掘，时间有限，工作繁重。“这样的工作是一次性的，没法推倒重来，必须又快又精细，防止出现遗憾。”许志强说。

　　来自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的考古女孩顾寒梅形容考古发掘是“脑子始终在转，手始终在动”。为防止出现遗憾，她不断锻炼着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不断扩大视野，在实践中完善知识体系。

　　他们奋力奔跑，只因为这些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解读，并把文明传承下去的使命担在他们肩上。许多人为这份情感与责任，无言地付出着、坚守着。

　　长期在外考古，与家人聚少离多，注定是孤独的修行。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考古报告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满10岁的女儿承诺我在家连续住10天就给我发‘绿卡’，这张‘绿卡’我一直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