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沁润艺术田野 打造国话金字招牌(2)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国话副院长前，田沁鑫的说话方式是戏剧式的，常常是戏里的词直接就搬到了生活中，而生活中的词也借由剧中人的口说出。“这些年我的语境确实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参与新晋政协委员培训，大概十几天的时间，却让我印象深刻，材料中的一些表述我有些看不懂，但又很感慨。包括后来听《政府工作报告》，才真正意识到，国家要管的事情就像一个大家庭里所有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下午的小组发言，如何从民生过渡到自己的领域，要专门写成稿。以往艺术家的表达是自由、感性的，而作为政协委员如何建言履职，我还是个初学者，以至于发言的时候会很紧张，这段经历和感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有一次，田沁鑫甚至坐在驻地的床上落泪，原因是很多领域的表述，她尽全力听也不能完全听明白，自己很着急。“如果我不是在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思想进步，那一次我是为自己的差距着急，而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再发言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相对于语境的变化，田沁鑫不想去改变的，是“我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人，改变的只是行政岗位，成为院长后需要我更自觉刻苦地学习适应新的岗位”。

　　作为国家话剧院19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院长，田沁鑫希望自己能够更加春风化雨，聚人气、展形象，为创作和普及做一些事。“先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请回来，和他们展开座谈，也要和老艺术家以及老职工建立紧密联系，曾经的老院长、老党委书记们也要请回剧院坐一坐。”

　　虽然之前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但上任之后工作量之大还是让田沁鑫用了“目不暇接”来形容，“要对很多部门作调研，从创作部门到工会都要关注。以前我就是一个受艺术熏陶的青年导演，更多地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个人的艺术追求，但现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就是出人出戏。我希望国家话剧院既有管理上的严密，又有自由的创作空气。”

　　田沁鑫喜欢茶，更喜欢喝茶，“不同的茶叶用不同温度的水来沏，管理一家剧院也是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功夫下到了才能把菜炒好，管理上要梳理，都说工作和生活是有隔阂的，但我要打破这个壁垒，用我一贯的生活态度去工作。”

　　田沁鑫曾谈及对老舍先生的喜爱。年少轻狂时一次看《茶馆》的经历让她永生难忘，“中间我睡着了，但依然震撼于戏剧的力量。我是北京人，家里是满族正红旗，和老舍先生是一个旗，我们这个家族是三百年的北京人。从小在北京城长大，小时候看话剧看展览都是家常便饭，京城是皇城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聚集，我的祖上都过着非常悠闲的日子，家里人的性情也都慢条斯理，现在我做了院长，也希望自己能自在一些。这不是指工作强度的放纵，也不是艺术家的散漫，而是要通过梳理现代管理意识，懂得如何放权、如何集中。”

　　熟悉田沁鑫作品的人都会对这两个“如何”不陌生，《北京法源寺中》中便处处是这样的台词，曾经在没有一官半职时，看似悠闲自在的田沁鑫便用浩瀚情感和慷慨磅礴，在晚清国殇边缘之际，用舞台语汇探讨过“何处是民族出路”，从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视角看仁人志士、看国家的困局。

　　坚信正剧也可以一票难求

　　没有丧失对文化品格和艺术气质的坚守

　　梳理田沁鑫20多年来的创作清单，除《罗密欧与朱丽叶》外，鲜有国外剧目，《断腕》《生死场》《狂飙》《赵氏孤儿》《四世同堂》《红玫瑰与白玫瑰》《青蛇》《北京法源寺》……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当下流行语汇出炉前，她便是这样做的。

　　即将结束的2020年，田沁鑫也因疫情的突发，经历了从恐慌到相信疫情可控。把她从生死一线拽回的上海瑞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曾前往援鄂一线，那段时间她很揪心，但一直在创排阶段的《扶贫路上》又让她无暇喘息。“我做戏因为我悲伤”，年轻的扶贫干部黄文秀牺牲在扶贫一线的故事，让田沁鑫在语言上词穷于这个群体的伟大，于是《扶贫路上》这部带着《刘三姐》气质的歌舞剧一路从百色、南宁唱到了北京。

　　随后，《北京法源寺》《四世同堂》这两部近年来年年演出不缺席的票房剧目，相继登台国家大剧院，在她看来，自己每个阶段的创作都是那一时期自己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