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北宋时代(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以天下为己任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主体意识，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特征。如苏轼十岁时(1047年)，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曾巩“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林希《曾巩墓志》)，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面貌。

　　不独文人，当时的官僚系统也认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的争论中指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并无异议。自宋神宗以降，宋代国家大政方针都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商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家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即范仲淹的时代，才成为现实。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新型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人有明显区别。此前的士人或精于经学，或善于文章，或老于政事，但兼具各种才能的综合型士大夫比较少见。宋代则不同，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范文正公年谱》)，是宋代较早兼具儒学、文章、吏干、德行的综合性人才。同时代的欧阳修，经学方面是宋学疑古派的代表；文章方面，长期执文坛牛耳；节义方面，是振起宋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又精于吏干，长期任职中央地方，出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更是如此，其政治才能、文学素养自不待言；经学方面，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氏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的主流学术流派，长期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范仲淹生前身后，赢得了士大夫的一致推崇。王安石誉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祭范颍州文》)，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朱熹称其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范仲淹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济天下的爱国忧民精神；“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是其对古文运动的重要贡献；庆历新政中令州县立学校，奠定了我国此后近千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今天我们研究范仲淹及其时代，学习他的精神，应从认真研读这部《范仲淹全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