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2)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