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无疾而终，这是最幸福了(2)

　　有趣的是，后来的《读书》编辑部承袭了沈昌文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部除沈昌文任主编之外，由三位女编辑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编辑在进入编辑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一位则是卡车司机。

　　“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说起来大家都挺伤心，但却因此而少了点束缚，多了点跑野马的不羁之气；又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赵丽雅（扬之水）这样回忆当年的编辑部。

　　许纪霖笑称这几位编辑是“三无人员”——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阅历，只凭自己的能力。他第一眼对沈昌文的印象就不太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可相处之后，才见识到这个“三无掌柜”的威力，没有一点真本领，哪有资格在名流如云的《读书》作者圈中端茶送水？

　　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是真，没有阅历却说不过去。但“三无”却确实是沈昌文与一众编辑总结出的《读书》办刊经验，只不过此处的“三无”指的是“无能、无为、无我”。

　　王蒙为沈昌文《阁楼人语》一书所作的序言《有无之间》特意提到了这项特质：出版人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的动机，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而这，正是沈昌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沈昌文的那种装傻充愣、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处事态度，和他在做事业时呈现的这种姿态，确实是一种人生大智慧。沈公走了以后，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吴彬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 追忆

　　俞晓群：沈昌文继承了邹韬奋“三联精神”

　　俞晓群与沈昌文有着三十多年的师徒情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和文化界的辉煌时代。在俞晓群眼里，沈昌文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思想先锋、个性独立、为大众说话。此外，沈昌文特别希望知识分子能走出书斋，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沈昌文的这个信念，为当年的“文化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沈昌文又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贵遗产？为此，新京报记者对俞晓群进行了采访。

　　新京报：在你眼里，你觉得沈昌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人？

　　俞晓群：沈昌文是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正好处在历史的转轨时期。作为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读书》杂志的主编，他在文化建设和思想的先锋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会铭记沈昌文这样的人物的。

　　新京报：那你觉得沈昌文先生在编《读书》杂志和执掌三联书店工作时，为当时的“文化热”具体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的工作方式有什么特点吗？

　　俞晓群：沈昌文有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道”分子。沈昌文一直坚持着出版人和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他对自己职业的基本定位非常清楚——他是为文化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服务的。

　　沈昌文本身非常有才学，但在自我定位上，他一直对作者们充满着真诚的服务精神。因此，如今好多人会在怀念他。

　　另外，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联人都继承了上溯至创办者邹韬奋的“三联精神”。“三联精神”的第一个精神是“思想先锋”，出版人要超越大时代，坚持思想先锋性。“三联精神”要求“个性独立”，这意味着不会加入任何派别和倾向，要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三联精神”还要求“为大众说话”。邹韬奋一直坚持说，媒体是要为大众说话的。这个意识一直牢牢地融入到沈昌文的思想当中。在沈昌文晚年的时候，他好几次跟我说，坚持“韬奋精神”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沈昌文还特别希望学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能够走出沙龙，写一些大众能够看得懂的文章。这也是他编的《读书》《万象》以及其他图书在当时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他编的这些书籍，为那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那么，沈昌文先生为当下的出版事业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贵遗产和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