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2)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与自己教的二本学生相比，“重点大学的孩子，仍旧以最古老的方式，端坐在图书馆阅读泛黄的纸质书籍”。联系高校“学术KPI”的现象，你怎么看待顶尖高校因为过度竞争的焦虑，“容不下安静读书的书桌”？

　　黄灯：我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重点高校都待过，在这些学校里，我总能看到不少孩子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认真读书。那个时候，我就感慨，二本院校学生和他们的差异，可能是图书馆和高质量学术讲座的差异。当然，重点高校出现“绩点为王”的状况也是真实的，但有不少学生还是在安心读书。

　　在全球化出现挫折和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共同承受这一后果。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从来不认为我仅仅只是写了二本学生，他们背后实际上站着更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这个人

　　“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介入者”

　　新京报：《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你怎么看待它的走红？你的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黄灯：这本书并不完美，它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话题的重要性，来自社会对年轻人命运的关注、思考，以及对转型期社会走向的探索。我的写作，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口，便于大家讨论问题。

　　除了要接受采访，我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有意思的是，采访我的记者，95%是年轻人，是80后，90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名校毕业，不少有海外名校留学的经历。但他们普遍对二本学生的话题感兴趣。采访之余，我们会共同探讨年轻人的命运，会探讨社会、时代和年轻人的关系。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导师制”的实践。你不仅对文学课堂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还非常注重和学生的交流。这是一种有别于通行于目前国内高校体制化、标准化教学的“精耕细作”。现在还在坚持吗？“导师制”的意义是什么？

　　黄灯：我进行的“导师制”实践，是基于师生互信所建立的一种十分松散的“君子协定”。换言之，就是“学生愿意学，老师愿意教”，没有任何考核目标，也不进入学校的任何评价机制，当然，也没有经费支持，所以，它算不上“精耕细作”，纯粹是“业余施肥”。

　　我在广东F学院的时候，尝试“导师制”很多年。最近因为工作变动，调往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暂时还没有施行。

　　“导师制”也说不上有太多意义，就是通过师生的协调和信任，去获得一种真正的大学生活的体验，获得一种因为思考和阅读带来的乐趣，让大家拥有一个交流和提升的机会。

　　新京报：2016年，你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曾引发广泛讨论。乡村书写一直是你关注的领域，你觉得那篇文章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吗？

　　黄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我写农村儿媳这篇文章的动因，来自对年轻的侄子侄女命运的忧虑，他们作为留守一代长大了，但他们甚至连重复父辈的命运都不可能。后来写完《大地上的亲人》，我脑海中始终盘旋一个问题：那些比我年轻十岁、二十岁的晚辈，如果考上了大学，会如何？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