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吃牛肉 真是为了体现反抗精神吗？(2)

　　宋高宗在位时，“访闻行在诸军及越州内外，多有宰杀耕牛之人。”从杭州驻军到绍兴百姓，都有宰杀耕牛的。宋高宗让御前侍卫抓捕，还贴出了举报一人重奖三百贯的告示，最后仍然是一个法不责众、听之任之的局面。

　　南宋后期，说书人开讲话本《神臂弓》，开头叙述东京开封府富户张员外与朋友聚会，在郊外饮酒。一个小贩挎着篮子走过去，向张员外推销下酒菜。“从篮子里取出砧板和刀具，借个盘子，切了一盘子牛肉，送到酒桌上。”这段情节并非历史，但能反映当时的生活细节。城郊小贩公然销售牛肉，丝毫没有避讳。张员外呢？接过牛肉，赏给小贩二两银子，然后用那些牛肉下酒。

　　《神臂弓》里那位“张员外”，家境富裕，为人忠厚，既没有官方做后台，也没有反抗官府的胆量。如果说梁山好汉吃牛肉是要体现反抗精神，那张员外吃牛肉能体现什么精神呢？难道他也要揭竿造反？完全不可能嘛！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以及其他畜力，实际收效甚微

　　宋朝以后，元朝是以蒙古人统治中国，统治者更看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风俗习惯，只有一两个略微汉化的蒙古皇帝顾忌到儒家传统，一方面开科举，一方面禁屠牛。不过，屠牛禁令只用来约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边疆牧民和云贵苗民都无须遵守。在这个朝代，宰牛和吃牛的现象也许比其他朝代更严重，但目前还没见到明显的文献证据。

　　倒是在元曲和元诗当中，我们能读到屠牛。例如元朝诗人陶宗仪进城缴纳田赋，沿途见到这般景象：“比屋屠牛肆，高竿卖酒旗。”宰牛作坊一家挨一家，酒楼幌子高高挑起来。元曲作者曹伯诚创作短曲《卖花声》：“不知魏晋，无论秦汉，脍牛烹羊荐新蒜。”忘掉现在是哪朝哪代，只管把牛肉切细，把羊肉炖烂，再配上新鲜的大蒜。你听，他这小日子还挺滋润。

　　明朝恢复传统，朝廷继续严禁屠牛。《大明律例》卷16《兵律·厩牧·宰杀马牛》：“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误杀者不坐。若病死而不申官开剥者，答四十，筋角皮张入官。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私自屠宰自家的马或牛，打一百大板。私自屠宰自家的骆驼、骡子或驴，打八十大板。如果不是故意屠宰，而是过失杀死，免罪。如果这些大型牲畜得病而死，可以剥皮取肉，但必须先向官府报告，经过批准才能屠宰。如果未经允许就下刀，打四十小板，牛筋牛皮牛角予以没收。如果故意屠宰别人的马或牛，打七十大板，并处一年半徒刑。如果屠宰的是别人家的骆驼、骡子或驴，打一百大板。

　　朝廷立法保护耕牛以及其他畜力，倒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作用，但实际收效往往很小。清朝完全继承明朝法令，对屠宰耕牛的惩罚办法与明朝一模一样。但是翻开《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屠户纷纷“私开圈店，买得耕牛宰卖”，从来都没有杜绝过。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

　　有需求才有买卖，有买卖才有屠宰。屠户之所以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宰牛，肯定是因为市面上对牛肉的需求比较多，卖牛肉有利可图。清朝同治年间，日本和尚小栗栖香顶从天津坐船到北京。船上艄公啃咸菜吃窝头，拿到小栗栖香顶的赏钱以后，马上去熟肉铺里买了一包牛肉。小栗栖香顶劝艄公：“牛，耕稼之所资也，不可食。”艄公开心地咬了一大口牛肉，根本不接茬儿。

　　是因为艄公不懂得牛对农业的重要性吗？肯定不是。要知道，古代百姓生活贫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如果他们家里有一头牛，让他们宰掉吃了，他们十有八九不会答应。但如果那头牛老弱病残，无法耕田，则被宰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哪户百姓突然发一笔小财，拿来买肉打打牙祭，那也是理所当然。至于买什么肉，那得看哪种肉更便宜更实惠。在整个古代中国，牛肉往往比其他家禽家畜的肉要便宜，所以只要能买得到，老百姓宁可用牛肉打牙祭，尽管牛是耕田的好帮手。

　　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说他在郊外散步，碰见一个牵着瘸牛去宰杀的老人。刘禹锡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嘲笑了一顿。老人说：“昔之厚其生，非爱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恶之也，利其财。子乌乎落吾事？”这头牛能耕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杀，这不是爱它，而是要靠它种庄稼；现在我要杀它，也不是恨它，而是要用它的皮和肉换钱花。你小子凭什么干预我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