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乡村题材作品，显得“隔”和“陌生”(2)

　　总体上看，当前深刻反映现实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数量偏少，创作者多沉浸于过往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模式上，没有触及当下农村生活现实，大多数作品写得比较“隔”和“陌生”。对此，还是应该在创作主体身上找原因。

　　所有文艺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生活体验的成果。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将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点位。这种视角、重心、点位，取决于她或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有的叙述，作家会把自己置于情境之中；有的叙述，作家则将自己置身事外。因此，创作主体对于当前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怎么样，作品就怎么样。

　　纵观新中国文学史，但凡能写出优秀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无不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让自己变成“农村人”。

　　赵树理是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创作，实现创作主体身份重构的典型作家。虽然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某些方面的风格，比如国民性批判，但他却未像鲁迅那样将乡村放到“记忆”里，而是将乡村置于“现实”中。相对来说，鲁迅笔下的乡土缺乏细节，一些故事是情绪化和诗化的。而赵树理立足乡土，其重心也在乡土。因为身在其中，所以赵树理作品中的乡土政治生活的细节活灵活现，农民形象的塑造也处处显示着政治分析的理性。具有赵树理式创作精神的，还有“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许多作家。柳青也是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模范作家。他在创作《创业史》之前，就曾打起包袱，带着家人离开北京，安家陕西皇甫村，甚至将户口迁到农村，在农村一住就是十四年，这才塑造出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人形象，才写出新中国农民奔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满腔热情。

　　创作主体的身份转换，带来的是主体意识的转变。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柳青创作《创业史》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创作主体的“在乡者”姿态对于创作出“在乡者”的农村题材小说是极其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量作家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迁入城市的作家，离开乡土后，很多人多年未曾回去过。他们关于乡村的记忆仍停留在他们离开时，他们只是过去“在那里”，而不是现在“在这里”。所以，如今大量的乡土叙事，都呈现为一种离乡者的写作姿态，作品内容也跟真实的农村生活产生了距离。　新时期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作家应该重新回归农村生活，将自己沉入农村现实生活深处，把自己“缝入”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关系总和之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村人”。同时，作家们应摆脱“离乡者”的感伤，建构“在乡者”的叙事立场，不再置身事外，而应置身事内，既认真思考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空心化问题，又敏锐捕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新希望。只有这样，才能不再以“离乡者”的口吻去讲述农村故事，而以“在乡者”的切实体验写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故事。

　　总之，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变成“农村人”，才能远离那些有关中国乡村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进而写出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