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求考古学的中国气派(2)

　　秦大树介绍，为了印证赵正之当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徐苹芳开展了对元大都的实地考古勘察，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做了若干建置方位的考证。比如，在北京地安门大街做了勘查；把景山公园正对着鼓楼大街的清代寿皇殿也作了考证，这里是存放过世皇帝遗留物品的“神殿”，也是供奉自康熙帝起始的清代历朝皇帝肖像的地方。

　　“1964—1965年，元大都考古队对大都进行全面钻探，非常注意对中轴线的勘察。在景山后面发现大路，宽达28米，又在景山北墙外钻探，大路与地安门南大街重合。在景山北的‘少年之家’，也即清‘寿皇殿’处发现大片夯土，估计为元大都宫城的后门‘厚载门’遗迹。则景山下压的正是元宫城中的延春阁。”秦大树说。

　　徐苹芳通过实地调查，证实了赵正之所提出的元大都中轴线和街巷系统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

　　在历史考古中，很难把年代卡准。杭侃说：“这一直是局限和困扰考古界的一个问题。徐苹芳反复提醒，考古工作者关注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关注考古学的局限性。在考古工作中，有纪年的绝对年代是很少的，大多数遗物我们只能判断它早晚的相对年代。”

　　徐苹芳认为，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与欧美并不一样。欧美古代的遗迹，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存多是石头的，“很好挖，把土挖掉后见到石头就可以留下研究”，但“中国的古代遗迹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头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从土里去区别土，极难”。

　　为此，徐苹芳强调要把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两张皮。“考古学侧重的是物质文化，要见着实物才算。”徐苹芳认为，如果没有实物和遗迹，考古学家就无可操作。

　　徐苹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搞明清瓷器，尤其是搞明代的瓷器，将元人和明人的所有古籍和文献都读完，才有可能看到发掘出来瓷器的所有信息。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袁胜文说：“徐先生说做学问除了吃苦之外，十分资料，你说了八分，是科学的；十分资料，你说了十二分，是不科学的。”

　　在宋元考古里，徐苹芳在城市、墓葬部分，用力很勤很深。随着陶瓷、矿冶考古渐渐地开展起来，他便很快将手工业考古加入到宋元考古的体系当中。

　　据秦大树介绍，许多学者在历史时期考古的体系中不重视手工业考古，认为只有城市考古和墓葬考古才是正宗的、重要的。

　　对此，徐苹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陶瓷、窑址是整个手工业里的一个样本，量多，保存得好，能够把当时的生产布局整理出来，进而可以探讨它的生产体制是什么样的。通过陶瓷和窑址的发掘，是一个丰富考古学的过程。”

　　他还告诫他的学生：要关注陶瓷考古，一定要记住从手工业考古和社会视角来看瓷器，将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把瓷器仅仅看作是器物、美术品。

　　如今，宋元考古已成为一个很发达的成熟学科。

　　1955年，25岁的青年徐苹芳走出北大校门，走向田野，走向社会，开始他一生结缘的考古学实践和研究，直至2011年仙逝，与他所挚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考古学结缘近60年。“徐先生一辈子一直在传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很不平静。”杭侃真诚地说：“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应有后来者去完成。”

　　“我们继承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沿着他坚持的道路，他认同的方法，他宣扬的道，我们去努力地工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我们这片园地就会特别丰硕，我们中国考古学就能真正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气派。”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说。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