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行走在虚构与历史间(2)
文学与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远的说,有东汉班固《两都赋》对长安与洛阳的赞颂,有宋代市井生活与话本小说的紧密联系;近的说,有新感觉派对上海十里洋场的形绘,有彰显南北城市风格差异的地域文化书写。城市既是不少文学流派得以生成的沃土,也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断拓展着文学空间的边界。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叶兆言《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徐风展现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作品的出版,融汇文学笔法与非虚构创作旨趣的城市传记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这其中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就是邱华栋的《北京传》。
“2017年夏,当时我正在读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很厚的一大本,有80万字。有一天我见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中说了一句‘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多久他就向我约稿。”邱华栋说。
把有着3000年历史的一座古老都城用传记的形式写下来绝非易事,邱华栋能有这样的底气,不得不说缘于他多年来对北京的观察、思考与创作实践。
对北京,邱华栋并不陌生。出生于新疆的他,199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邱华栋就以《乐队:摇滚北京》《手上的星光》等作品建构起一个迥异于传统北京的现代北京形象。他曾说:“在美学多元的时代,判断自己是哪一元至关重要。对于我而言,不可能去虚拟历史,我们这一代对当代中国历史缺乏体验记忆,我因而对当下生活非常感兴趣。我生活在城市中,便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以城市为背景了。”这个城市就是北京。1995年到2008年,邱华栋创作了总题为“北京时间”的4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展现出全球化时代中,身处北京的知识人世俗生活与精神境况的碰撞。
从虚构的小说到非虚构的城市传记,除了几十年的资料收集研读,外国城市传记的启发,邱华栋在动笔之前很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看来,如何写决定了作品的成败。“给一座城市立传,是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新写法、新题材,我希望呈现出北京3000年城邑史的时间轴线和空间移动的图景,因此在结构上采用主章和副章结合的写法:主体章节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重点叙述,描述出朝代更替过程中城市的状态;副章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建筑、规划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叙述。”比如第一章“蓟城与燕都”,主章从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写起,之后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溯源北京建城之始——蓟城,再说燕都的历史沿革,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副章则以作者访古探幽董家林遗址和永定河为补充,古今并置,辅以直观的体会。主、副搭配,主干清晰可辨,副线点缀强调,颇富层次感。
除序章和终章外,《北京传》从第一章3000年前的西周蓟城和燕都,到第十一章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展望,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邱华栋完成了一次对北京城市历史沿革、建筑规划和人文记忆的巡礼。其中既有史料的爬梳,也有感性的经验体悟。“资料是死的东西,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北京各个犄角旮旯、各种人群的接触和观察才是最重要的。这在《北京传》中也有所呈现。”邱华栋说。
在第二章“唐幽州城”的副章“潭柘寺的守望”中,邱华栋想象一位古代僧人行走在幽州西北部的山里,寻找着修建寺庙的山水俱佳之处,最终在一眼潭水边找好了地方,建起了嘉福寺,后来称作潭柘寺。造访潭柘寺的经过,被作家详细记录下来,举凡周遭环境、大殿形制、秀丽风光、文物遗迹皆诉诸笔端,可以视作一篇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记。
为北京立传,主要关注的自然是历史的一面,但正如邱华栋所说,他的写作有那么点“厚今薄古”,“我笔下的北京不是远去的北京,而是当代的北京、此刻的北京,崭新的北京,我自己的北京。”拥抱当下,又向未来敞开,是《北京传》的态度,也是全书以“‘中国尊’的瞭望”为序章,以“未来之城”为终章的原因。对智慧城市、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大兴新机场建设等当下北京发生着的重大现实,邱华栋都有所涉及,让《北京传》的视野和眼光从历史遗迹与泛黄的典籍延伸到跃动的当下,汇入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