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年轻人在异乡 不妨融入“附近”寻找城市归属感(2)

　　我个人认为，执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只是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江城”(《江城》，彼得·海勒斯作品，讲述上世纪90年代的涪陵——记者注)没有太大意思。他把一个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过去当成现在生活的反衬，然后抒发某一种感情，有点虚无缥缈。

　　文化研究者讲过，“乡愁”最早出现是与英国农村经济转型相关，当农村不再是农民的农村而变成贵族庄园，农民进入城市住在贫民窟，才有了乡愁的出现，这有着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重蹈欧洲19世纪的覆辙，没有明显的城市病。只是当出现刚才说的年轻人悬浮、空虚、被裹挟的状况，需要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想象来讲述这种状态，而不是一味用乡愁来构想出一个浪漫的对象。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我想强调一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回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温州人，是不是意味着“我是哪里人”与童年青少年有关？为什么很多人在所在城市生活那么多年，依然会认同自己的家乡属性？

　　项飙：并不是家乡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童年才认真观察世界。

　　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知识很少，但观察是最真实的，不从任何已有定义、已有身份出发，不管男的应该怎么样、女的应该怎么样，不把人分成不同类别。孩子观察的时候，“区别”不是他的出发点，他的出发点就是好玩、好看；不会用边界来限制自己，父母说不行的事他可能更有好奇心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就这样，我们在家乡生活了十几年，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识、看问题的方式，以及自己的气质。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我想强调一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回事。也有人想摆脱印记，印记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不等于主观价值上对它的认同。

　　我在书中讲，我是温州人。我出生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中国南方中小城市，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但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比较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中青报·中青网：那对于一个生活在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重要吗？

　　项飙：归属感是重要的，但还是要回到“附近”的感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附近感”。

　　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现在流动性非常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很多人不一定在某个城市待很长时间，如果要把地图上一个个点都当作自己的认同对象、归属对象，不太现实。所以，对更加切近的东西产生归属感，会更加重要，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

　　二是对“附近”的归属感可能比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更重要。城市的归属感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抽象符号构建出来的，比如北京是首都，后海、三里屯的氛围让你感觉很舒服，这是对一个文化符号的归属，有一定象征性；而当你家里的下水管堵了、楼下的垃圾桶满了，一旦出现这种危机，你就十分需要对“附近”的归属感。

　　如何克服“社恐”，与“附近”交流，对年轻人来讲似乎是需要努力学习的

　　中青报·中青网：那么，“附近”的归属感该如何建立？

　　项飙：第一，不要被一些抽象的象征性符号裹挟，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出发；第二，归属这个词，原本就有一点被动的含义。环境是不变的，就看你能不能进入，进入了就归属了。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归属感其实是需要你去积极投入的，邻里互动、社群互动，这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似乎是需要努力学习的，如何克服“社恐”，去与“附近”交流。

　　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虽然有“逃离北上广”一说，但青年流向大城市依然是趋势。您在书中提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一个小的中心，这种状态在当下能实现吗？

　　项飙：短期内不是很容易，需要咱们慢慢努力。

　　我对自己原来的说法要补充一下，“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其实吸引的是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或者说不愿依靠社会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在相对小的地方更容易被社会关系裹挟，而在大城市，规则比较清晰、相对公平。所以，与其说向往中心，不如说向往公平。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项飙：关注“附近”，其实就是直面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