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赤子之心，并肩而行(2)

　　新中国需要一套新标识，国旗、国歌和国徽的确定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而后决定公开征集国旗、国徽方案及国歌词谱。在国歌、国旗的确定上，梁思成以专家身份参与了评审和完善工作，而在国徽的设计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则担负了负责人和领导者的重任。最初，在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旗、国徽方案的启事发布后，梁思成即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积极设计，“大家怀着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情，夜以继日地精心构思，绘制了几十个国旗图案和十多个国徽图案送去政协筹委会”(朱畅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后来因为公开征集来的方案欠佳，由周恩来提议，改为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和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分别开展设计工作，在两组之中选择一个最佳设计方案。

　　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设计工作。一方面，梁思成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积极调动、分配各方资源，林徽因、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罗哲文、莫宗江等，都得以各尽其责。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亲自带领国徽设计小组的师生们，一起做方案，从动手画草图，到绘正式图，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反复讨论磋商。超负荷的工作让梁思成的健康加剧恶化，梁思成的身体本就不是很好，青年时左腿骨折过，后又罹患脊椎软组织硬化，一累就容易病倒，但病情再重也压不住他的工作热情。病倒在床，还经常和林徽因及其他同事讨论方案设计。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忘我，用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话说，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1950年，在外地的女儿梁再冰回家，发现客厅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父母正全神贯注埋头工作，家中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草稿。有时候，身体实在虚弱，林徽因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仍然指导学生绘图，教他们画五星、天安门、稻麦穗、齿轮的技法。

　　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到了最关键的国徽审查会议的那一天，1950年6月20日，梁思成病倒了，竟没有办法参加现场评选，只好委托时任营建系秘书朱畅中代为出席。最终，梁思成率领的清华大学设计组胜出。此后，梁思成又推荐清华大学教授、雕塑家高庄设计塑造国徽立体浮雕模型。征得中央领导的同意，高庄对原有图案细节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进一步完善。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相比国旗、国徽的设计，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梁思直接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和方案审查工作，在关于碑座设计风格的争论中，他的“赤子之心”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1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绘制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三种草图，其中一个方案碑座是于高台里开门洞的设计，梁思成因在病中，未及过目，就被工作人员递呈市委。知晓设计方案后，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认为这种设计在视觉上缺乏安全感，同时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还违反结构常理。为此，一向是“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慷慨上书北京市市长彭真，直言不讳地对草图设计提出批评，说服市委放弃了这一设计思路。

　　梁思成对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持有十二分的责任心，他说要“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放胆做去”。为了达到“千妥万帖”的目标，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在纪念碑外形问题上据理力争，还带领清华师生吸收古今中外设计经验，在碑身的尺度、比例、曲线上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诗人，林徽因富有文艺才华，她负责了纪念碑的部分美术设计工作，为碑座、碑身设计了全套纹饰，并对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最终让纪念碑的造型以尽可能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世人。

　　从“他们”到“我们”：赤诚不改

　　共产党的赏识和信赖，和人民政府之间几次愉快的合作，让梁思成夫妇无比振奋，也让他们对共产党、新政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每一项成就都使我的心进一步爱这个党。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党’了”(梁思成《决不虚度我这第二个青春》)。1956年，虽然之前无辜遭到了批判，梁思成仍然积极申请加入党，并直接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学生楼庆西后来回忆，在和梁思成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将党看成一个很纯粹的组织，只有具有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加入”(楼庆西《〈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感》)。195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同意，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