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三星堆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关系(2)

　　王巍介绍说，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3号至8号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和2号坑，从现阶段出土的遗物来看，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这几个坑距离非常近，应该是大约同期，“目前碳14测的年代，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坑整体都属于商晚期这样一个年代”。

　　商代晚期时的三星堆先民为什么要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王巍认为，这是跟他们当时的信仰有关，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避除灾祸，希望保佑三星堆古蜀国安宁，免受包括人为的、外来的、自然的侵害，祭祀活动在夏商王朝中原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中国古代文献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对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事情，一个是战争，要防止外敌入侵，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家园，另一个就是祭祀，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原始宗教的色彩非常浓厚，它的青铜神树、大立人、大型铜面具和神坛等很多遗物，都是跟当时的信仰和崇拜密切相关。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虽然已出土500多件器物，但7号、8号坑基刚刚要发掘到文物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年代问题，比如4号坑测年为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20年期间，但是其他坑的年代还需要通过精确测年，确定是不是同期，有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些差别和时间跨度，“当然我们认为一般也不会晚于中原地区商王朝的末期”。

　　其次，这些祭祀坑相互之间是何关系，比如目前已发现2号、3号坑是两两一对、方向一致，7号、8号坑也是相连、方向一致。“这些说明什么？是不是当时有两两一对这样一个祭祀的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出土那么多象牙？这表明象牙对于三星堆古蜀文明有特别意义，成都平原上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都有这个特色。“但是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显示其文明程度曾相当高，但它为什么仿佛突然消失了？“这是最大的谜。”王巍表示，三星堆遗址未发现大规模洪水痕迹，推测不是由洪水导致。他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最新考古测年发现，两者之间年代紧密衔接。

　　创新科技服务考古发掘研究大检阅

　　王巍之前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评价科技贡献时，曾形象称科技手段为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除了出土大批精美文物遗存外，众多创新科技高效应用、服务于考古遗址的现场发掘研究工作，也给担任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的王巍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他说，通过显微观察、高光谱、纳米CT等新技术方法对4号坑灰烬层剖面进行观察分析，初步判断4号坑灰烬层没有明显分层；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至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4号祭祀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3号坑部分青铜表面有纺织品残留物；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光谱、拉曼光谱、扫描电镜-能谱等现代分析方法对3号坑青铜器、4号灰烬层、5号坑器物层、6号坑木匣表面微痕信息进行成分分析，初步确定青铜器、金器成分及灰烬层包含物类型。

　　此外，三星堆遗址植物考古方面通过提取200个样本，发现碳化稻、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等植物，这对研究四川盆地同时期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正在采取红外复烧、微观形态分析与磁化率等技术手段对祭祀内的红烧土烧结温度和灰烬沉积物微形态进行研究。

　　王巍归纳说，此次三星堆考古实现多学科融合与多团队协同工作、实现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步，具有考古发掘与保护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特点。

　　理念创新方面，首次将实验考古前置考古现场、出土文物应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考古与文物保护信息及时展示与传播。

　　技术创新方面，一是将考古发掘、环境调控与监测、信息记录、文物运载、应急保护等多种设备集成于一体；二是首次将高光谱技术运用于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特征识别；三是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考古现场文物提取保护。

　　组织管理创新方面，包括组建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团队，实现管理、咨询与现场工作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