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鲁迅，被朱自清激赏，但这个诗人你却不曾听说(2)

　　依然有人愿意去开发李金发诗歌中的价值。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指出，李金发第一个把象征主义的文学手法带到中国：“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还指出李金发的诗歌富于想象力，只是可能由于着急创造新语言，造成了阅读障碍。

　　1925年归国之后，李金发以雕塑、编译和教育为业，应蔡元培之邀担任过中华民国大学院秘书处秘书，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到各地制作名人铜像，还曾受邀到过宋庆龄家中。尽管与不少名人有交往，李金发依然保持了不合群的性格，加入“文学研究会”后和里面的人多半也不相识。但李金发有着真挚的爱国情感，抗战爆发后曾公开发文指责提拔过他的周作人“文人无行”，还曾写下大量“为抗战而歌”的、风格积极的诗歌在媒体发表。

　　1941年起，谋生艰难的李金发不再发表诗歌，为了追求外派的优厚待遇，他入职当时的“外交部欧洲司”，并于1945年被派到伊朗上任，后任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转为驻伊拉克大使馆代办。1951年，工作上不如意的李金发决定全家移居美国。到了美国，他先经营农场养鸡，后做服装生意，都不成功，最后还是回归本业到雕刻公司上班。其实他26岁出版《为幸福而歌》后，李金发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生涯基本就结束了。在晚年回忆中他提到，他觉得象征派的时代已经过去，“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觉得有自欺欺人之嫌”，生活压力也消磨掉了他的灵感。晚年，他在香港、马来西亚的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也多是一些回忆文章，年岁再大一些后，他连散文也懒得写了。

　　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国民政府服务的李金发的诗歌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只在一些文学课本中由于向西方学习的风格而被斥为“逆流”。他的作品在港台地区也只是私下流行，唯一一次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人引发的论战中偶然间扮演了“靶子”：1959年，在大陆时曾评论过李金发诗歌的苏雪林突然批判李金发诗歌是“象征诗的幽灵”，在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对于这一切，身在海外的李金发没有回应，只是在1973年，在写给台湾诗人痖弦的《答痖弦先生二十问中》提到，别人说他的诗看不懂，他是满不在乎的，只认为他们浅薄。

　　“80年代”后重新被挖掘

　　改革开放后，自“五四”以来一直被打压的“现代派”再度浮出水面，包括“朦胧诗”在内的新诗派不断涌现，学术研究空间的拓展给李金发诗歌的重见天日提供了机会，一些知名学者努力将李金发“发掘”了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时，感到《野草》中的文章可能对于象征主义有所运用，而研究中国的象征主义必须重视的诗人就是李金发。孙玉石从1981年9月开始为学生开设“李金发与初期象征派诗研究”课程，希望更多的人理解诗歌中的内涵。1990年，他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中使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鉴赏了《弃妇》，认为李金发的作品弥补了新诗诞生之初“意象的新颖与繁复之缺乏”的缺陷。此外，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1993年出版的《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一书中提出，李金发“更为突出的贡献，却是公开、勇敢地把西方情调和异域的艺术方式引进到刚刚自立的中国新诗中来”。

　　到这个阶段人们才发现，李金发的诗歌在大陆30多年来没有任何出版。而成都作为在1986年首先举办“中国诗歌节”的城市，自然成了诗歌出版传播的重镇。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周轶介绍，1987年，刚刚成立两年多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穷尽了他们能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出版了《李金发诗集》，这本诗集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出版李金发诗歌作品中“最厚、最全的一本”，有800多页，如今的《李金发诗全编》内容也是部分建立在这本书的基础之上。

　　四川大学教授陈厚诚在1985年前后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话题时，开始接触李金发的诗歌，他也感到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历史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诗人。从那时起，陈厚诚开始积累李金发的资料，并与其他学者和李金发在美国和故乡的亲属都取得了联系。1995年，陈厚诚撰写的李金发传记《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出版，这本传记至今仍是研究李金发生平和作品的最详尽的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