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考古人讲述三星堆发掘故事(2)

　　同年夏天，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的陈德安来到三星堆发掘工地，此后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经历了改革开放后15次考古发掘，其中几次大规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让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在1986年。

　　3 1986年两坑“一醒惊天下”，奠定三星堆遗址重要地位

　　对田野考古来说，天气是个重要变量。沉睡地下数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经不起雨雪风霜。“现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里还建了4个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陈德安说。

　　1986年夏天，没有考古大棚，只有篱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陈德安和另一位1号、2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陈显丹在整理资料，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进工作站，说“挖砖挖出玉刀来了”。他们赶紧放下手里的活，飞快跑到出土地点。拼接发现，工人说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点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1号坑；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米左右，同样因为砖厂工人取土，考古队员又发现了2号坑。

　　田野考古是个“体力活”。陈德安记得，当时天气闷得很，经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来，每天提心吊胆。一旦下雨，田里的水翻起来，就会破坏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又干又硬，很难控制。“晚上土质稍有回湿，我们通宵连轴转，在取文物的关键时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铲清理进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间发掘工作更苦，两个200瓦的灯泡招来了无数蚊虫。”陈显丹回忆。

　　1号、2号坑相继出土金器、玉石、青铜器、陶器等1700余件，还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残片、虎牙和海贝约4600颗。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国宝级文物，比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这两个坑，这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坚持发掘，三星堆“再惊天下”

　　雷雨快步走过考古发掘舱边的木栈道，坐定后放下背包，还有挂在脖子上的单反相机。

　　自从十几年前拍下第一张与三星堆的合影以来，雷雨已经数不清拍过多少张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专业摄影师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

　　1984年，雷雨大学毕业后来到三星堆。因为生病，他没能参与1986年的发掘，这让他懊恼了很久。“说实话，我之前没想过还会有3号坑。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规模发掘，我的运气很好。”

　　曾有人问，为何两次发掘相隔这么长时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只是发掘对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陈显丹解释。

　　考古充满偶然性，无果而归是常有的事，但发现3号到8号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展开。“大家带着这样的研究目的开展勘探，发现3号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说。

　　从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祭祀区域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间。

　　2019年11月26日，在紧邻2号祭祀坑西侧的探沟东南部，冉宏林敏锐地发现“异象”——一条直角边。“我用手铲仔细刮了一遍，把这个线条理顺了，发现有一个转弯直角，基本能确定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坑。”冉宏林说，人类活动会留下蛛丝马迹，挖坑回填土和周边土的松紧程度、土质土色有区别。“当时就想，它会不会是我们一直在找的3号坑。”

　　顺着线索继续下挖，12月2日，一块6到7厘米长的青铜器口沿露出土面。当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确定这具体是什么器物时，他们请来了正在附近开会的“老专家”陈德安。

　　陈德安喜欢用手去感受考古标本，对各地、各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风格比较熟。1986年出土的青铜器，基本每件他都摸过几十遍、上百遍，每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个铜器口沿的边缘，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时隔34年，三星堆6个新坑“再醒惊天下”。雷雨已经在三星堆遗址工作37个年头，如今他最深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坚持才会有收获。”

　　5 考古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