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后文字时代”的作家(2)

　　但这样的日子能否持续？唐诺还研读过不少大陆的网络小说，他曾在这些后辈作者的作品里看到些许灵光，但也惊讶于这些年轻的书写者每天不间断地持续写作，居然能交出5000到1万字的数量级。这种数量的注水“创作”对灵感和知识储备的损耗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他看得出影视剧作品的改编需求，热钱的涌入对这类文字的直接影响。想到这些，他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哀。

　　而台湾的读书人都去哪了呢？数年前，唐诺曾经提出图书界“2000册奇迹”的说法。经过他的计算，一本书卖到2000册大概是台湾的出版商能够回本的最底线，再低的话出版商就不会愿意出版。那时，还在做编辑的他会把他认为优秀的作品以这个数量为底线“掺杂”在一众畅销书当中出版。但是近年来，这个“底线”已经下降为300到500本，因为读书习惯在台湾2300万人口中逐渐消退——数年前《联合报》做过一个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人在7年里没有读过一本书——也就是说他们上一次读书是在7年前。

　　基于以上观察，唐诺对作家和文字工作者未来的生活乐观不起来，他感到，即便是在日子还不错的大陆，随着热钱的退去，文学也将会日渐“专业化”“小众化”。年轻一代的作家必须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在未来，他们可能无法过上如同莫言、王安忆等知名作家如今这样的舒适生活。

　　“读者沉浸式地看就好了”

　　过去的少年谢材俊是如何变成一个文学青年的，如今的唐诺已经不大回忆得起来，而浸入文学世界的经历也是一个缓慢悠长的复杂过程，影响到他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还能想起的片段印象，是少年时期正值青春期的大姐在课本空白处抄写的“三李”(李白、李清照和李煜)的诗词，也或是第一次读到《金银岛》《基督山恩仇录》，甚至还有他后来想起并不十分喜欢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时的细微感受。

　　泡在书本中四十多年，身边的亲人、挚友都是第一流的小说家，唐诺至今依然觉得自己没有想过去创作小说，他自觉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有可能是时间未到。他觉得，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得和小说这种题材契合到如同他的好友导演侯孝贤与电影这般紧密的关系才可以。在他的想象中，人的一生中还是有机会写出一本绝好的书，在小说的世界里被容纳，如果能找到那个题材写出来，那它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本命小说”。但迄今为止，他的“本命小说”还没有来。

　　理性、博学的唐诺其实自认为笨拙，唯有认真可以称其为优点，因为“笨拙”，他40岁前后才出第一本书，用了将近20年在书海遨游才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文体。“认真”，让他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涉猎文科以外的图书，只是当年听到老师胡兰成说起要去了解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不能只用文学的视角思考问题，为了这个“高贵的义务”开始啃书。这种阅读的开头是痛苦大于喜悦，因为很多学科对于文科生而言连“语言”都是陌生的，他引用弘一法师的话说，这是一种“悲欣交集”的感受。

　　后来，在《尽头》一书中关于雷曼兄弟和克鲁格曼的章节里，唐诺发现经济分析的方法开始真正对自己的写作有所帮助，那时他的心态又变成了：作为非专业人士，这样写会不会很冒犯？在和学者杨照的交谈中，他反思过自己为何要这样自虐般地阅读各个领域的图书——得出的结论是，广泛阅读还是出于对这个时代理解的需求。他问自己：如果想理解这一代人在台湾的处境，能不能避开经济学话题？如果不能，那就读下去。

　　交谈中，唐诺多次喃喃自语“我老了”，已到“六十耳顺”的他不再关心自己的作品对如今的读者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早就放下了各种执念。“作者沉浸式地写，读者沉浸式地看，这样就好了”。但过去的认真、笨拙和日复一日地耕耘似乎总会在某处得到回报。新书《声誉》近期的销量不错，预计很快就要加印。但唐诺本人并无感觉，他总说自己的作品卖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