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爱国要切实去做(2)

　　随着一次又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的演出，梅兰芳逐渐完成了从杰出的、爱国的“伶界大王”向有理想、有信仰、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一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梅兰芳的视野格局、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定他找到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目标是什么。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十余年，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确了“梅兰芳”的意义，他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厂矿部队不遗余力地去演出，是一种认识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报答，所以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狂欢”和热情，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融会。

　　而梅兰芳能够臻于此境，却非一朝一夕，是他长期积累的结果。他8岁学戏，11岁登台，却并无天分，靠的是勤奋与锲而不舍。1913年在上海演出，声名鹊起后，继谭鑫培成为新的“伶界大王”，在京剧旦行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号称“四大名旦”，是时尚的宠儿。人们多关注和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湛，而梅兰芳所以能够不辜负众望，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是与梅兰芳所秉持的家风传统、他注重个人修养、严于律己分不开。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旦角演员，为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30多岁即执掌著名的四喜班，深受梨园同行的爱戴与尊敬，乐善好施，同行遇到困难，他尽其所能予以帮助，“焚券”“赎当”的轶事在梨园界广为传颂，有“义伶”的美誉。梅兰芳秉承良好家风，做人和善谦虚，包括他少年得志，成名以后，没有不良嗜好，各界人士以及媒体多称他虚怀若谷。他乐于助人，参与社会各种公益活动，义务戏演出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些义务戏演出，无论是救助贫苦同业，或赈济灾荒，或爱国筹款，或慈善救济，梅兰芳都当仁不让，也是最具号召力的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全市“三罢”即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为对罢工工人进行补助，梅兰芳积极推动梨园公益会发起义务戏，他和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马连良等名角都出场演出，“尽纯粹义务”。梅兰芳还率领自己承华社全班人马演出义务戏，把所有收入捐献，他本人又另行“捐助学界募捐会洋五百元”。（《梅兰芳发起义务戏》，《社会日报》1925年6月11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地爱国人士，纷纷解囊，筹集前方将士医药等费，梅兰芳积极参与，“亲演双出，共筹款八千余元”。（《梅兰芳演义务戏捐助伤兵医费》，《京报》1932年3月7日）还与承华社同人独立举办义务戏筹款，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各类义务戏演出，梅兰芳都是人们首先考虑争取的对象，他也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其间，特别是那些慈善和公益性活动，他的名望和号召力无人能及。

　　但是我们知道，演员演戏可不是一个人的事，还涉及场面、跟包、配角等等。义务戏名角免费，其他人呢？这里情况比较复杂。事实上，很多时候场面、跟包、配角等所开之价，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账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这相当于是行内的潜规则。梅兰芳则不如此，“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这是跟随他多年的齐如山所看到的。为此，齐如山对梅兰芳极其佩服：“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我所认识的梅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