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下沉年代”是如何发生的？(2)

　　当个体还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时候，仅仅告诉人“你自由了”，并不能让他们的处境变好。这就像在残酷的战争中，主力军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让老弱病残自己活下去，那么这些人大概率会饿死。《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很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下放既逃避了社会正义问题，又逃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所以‘白人新教徒阶层’予以大力支持。如此一来，权力下放仅仅产生了这个结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

　　弱势群体在此遭遇到了双重挫败：无法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实现成功，而一旦失败，还被认为只能归结于自身有问题。这就是本书中所说的，“当令旧体系能有效运转的规范开始解体，领导者放弃了职责”，仿佛穷人的处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由如此之多，而你只能依靠自己”。正因此，对“美国梦”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因为这意味着单靠个人努力已无法实现阶层流动，这又沉重打击了以往那种鼓励勤奋努力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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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乍看是一幅“沉疴遍地”的图景，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英国诗人叶芝1920年的诗作《第二次降临》中就刻画了他那个时代的征象：“事物分离，中心不存。”不知道的或许还以为这是在预言一百年后的美国。事实上，当社会向前发展，边缘兴起，这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幕，也不完全是坏事。在经历战后经济增长的繁荣后，法国到1970年代也出现了某种过往生活方式的终结：传统的社会团结，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已宣告破裂，人们生活过的那个曾经熟识的世界，渐渐变成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经受转型期的阵痛。

　　如果说美国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由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幸运地避免了欧洲那样惨烈的破坏，美国此前也就很少面临变革的压力，因而它尽管高度发达，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都比欧洲更偏保守，而它大陆级的国土规模，也使这种转型要完成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不仅如此，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它所受的外部威胁消失时，原本提供凝聚力的认同感也随之被弱化。这就像公元前84年，罗马击败最后一个强敌米特拉达梯后，三巨头之一的苏拉问道：“如今世上再也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多年前，两位学者曾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难以与之抗争，正在于“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少从现在来看，这种“去中心化”既是其力量所在，也给它自身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麻烦，甚至可能成为其弱点——因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意味着无人主动承担责任，更无法有效采取行动来挽救局面，人们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相互碰撞，而最终这合力的结果如何却无从预料。

　　这是一场危机，《下沉年代》只写到2012年为止，从近几年的走向来看，美国的应对之道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寻找外部敌人，借此重塑认同感，突出自身利益；二是努力弥合社会不平等，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奥巴马医保的失败和特朗普戏剧性的表现已充分表明，尽管前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推进后者毕竟更难。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与其说在目睹美国“下沉”，不如说在目睹它“蜕变”，而这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受波及，也因为这样的变迁或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