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于高处再攀高(2)
和不少成熟的优秀作家一样，阿乙对小说的创作意义也时而萌生怀疑，在他早期作品《作家的敌人》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洞见写作者长期滋生的漫漫焦虑和沮丧。在《骗子来到南方》里，当阿乙不厌其烦地陈述着“我”对枯燥劳动的极度反感时，似乎也在不经意地折射出内心深处对于写作无以名状的失落和否定；“我”满心以为出于同样的文学爱好，热情的澹台主任就一定能帮助解决久拖不决的自来水问题，但到了小说结尾处却被证明，如此的信任只是文人过于单纯的一厢情愿；更为明显的是，故事中浓妆艳抹的女人奋力抵抗警察搜查，最终却被证明并非案件关联人，只不过因为“房间挂满她糟糕的油画和诗作”，她害怕搜查让自己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的身份被暴露了”。
在常规的小说叙事中，作者、读者和虚构人物，分属三个不同维度，他们彼此紧密关联却又总是保持着适当距离。而到了《骗子来到南方》的尾声，含混于小说叙事中的“我”，突然以写作者的身份跳了出来，并自陈“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一方面是自我的调侃和拆台，另一方面当然更是为了引出后面一句：“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
在改编自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中，主人公路空文笔下的虚构世界，时时刻刻都影响着现实中的众人命运。小说来源于双雪涛当时“一直被退稿，遭到许多否定”的愤懑；事实上，虚构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干涉，永远都不可能如此立竿见影、直插要害。于是，在阿乙的《骗子来到南方》中，我们时常读到各种梦境的生成，读到作者对虚构人物的频繁“赐死”，这也正是作家对社会秩序的虚拟构建——用最理想化的方式，解决最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
在70后新生代作家群中，阿乙“苦行僧”般的艰苦耕耘，早已为文学界所共知所认同。媒体称之为“以命博文”，虽为惨烈但也真实，而阿乙则自谦“虚荣和信仰各占一半”。《骗子来到南方》是阿乙“高处再攀高”的扛鼎之作，我们当然坚信，这是一部能让阿乙收获更多理想读者的小说集，通过这些“理想读者”的传递，通往虚构和现实的“桥梁”，又会垒上一块实实在在的厚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