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一生探秘三星堆(2)

　　陈德安：他们发现疑似新坑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请我去现场看看。在离祭祀区差不多100米的地方，我碰到了附近农民曾卷炳，也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技工。他老远就笑着喊道：“陈老师，有希望，有搞头！”

　　露出来的是一块6到7厘米长的铜器口沿儿。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圈露出土的铜器口沿儿，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其他人可能对青铜器摸得比较少，刚出来一点边缘，不敢确定是什么。我喜欢用手去感受考古标本，对各个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风格比较熟，对中原和其他地方的大口尊也有研究。1986年出土的青铜器，基本每件我都摸过几十遍、上百遍，每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一类器物都有自己的演变轨迹，考古类型学就是抓住器物演变规律，找出它在年代序列中处于哪个阶段。要有扎实的地层学、类型学基本功，才能做好考古断代分期。

　　记者：这次发掘，您最期待的新发现是什么？

　　陈德安：这次出土的圆尊、方尊，个头大，造型也奇特，是新器型，视觉冲击力很强。我更期待会出现玉璋、玉戈等看似“不起眼”的器物。现在新祭祀坑已经出现铜瑗了，这在1号、2号坑都有出土，在金沙遗址也有出土。铜瑗在不同时期的形制是一样的，说明它专为某种仪式或某一祭祀对象制作，形制始终没变化，这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1号、2号坑性质的问题争论颇多，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是“祭祀坑”。这次发掘了6个新坑，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研究线索和证据，有利于更准确地定位坑的性质。

　　“这次三星堆发掘，是从‘接生婆’到‘妇产科’的跨越”

　　记者：对比1986年和今年6个新坑的考古发掘，您感受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陈德安：这次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设备最先进的一次，和当年1号、2号祭祀坑相比，条件是天壤之别，背后是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和考古队伍、设施实力的巨大进步。

　　这是一次“联合舰队”式的考古行动，30多家考古、文物保护、科研院校单位参与，多学科深度融合。

　　首先是有规划预案。1986年是抢救性发掘，相对匆忙，这次通过前期勘探，制定了周全的工作方案，从容应对发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第二是环境可控。1986年夏天，天气闷热得很，经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来，每天提心吊胆。一旦下雨，田里的水翻起来，会破坏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质干硬，很难控制。晚上土质稍微回湿，好控制一点，所以我们通宵连轴转。在取文物的关键时期，我差不多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现在，考古大棚代替了篱笆草棚，防护服代替了草帽斗笠，恒温恒湿的多功能发掘舱免受天气影响，多种分析检测和文物保护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并减少文物的氧化损耗。

　　1986年，在最后清理阶段，我们从民工中选了一位体重最轻、只有67斤的妇女下坑，只为别踩坏文物。现在有了升降移动的操作平台，考古队员趴在平台上，只用手接触文物，保证文物不被破坏。我们当年像“接生婆”一样把文物抱出坑，这次发掘现场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妇产科，“母”(坑本体)和“子”(器物和遗迹)都得到保护。

　　记者：您在1986年发掘时有没有留下遗憾？

　　陈德安：确实有一些遗憾。那次是突然发现两个坑后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和民工一起想各种“土办法”，快速完成发掘工作。虽然当时我们出了考古报告，但还有很多工作现在要接着做，包括对1986年出土器物进行再检测、继续完成修复难度较大的文物，而且要结合这一次新发掘来做。1986年那两个坑还有一些器物残片没找到，如果能在这6个坑找到，像完成拼图一样，那就太幸运了。

　　除了发掘器物，这次更重要的是研究它和周边环境，和遗址、城墙、祭祀区的关系，以及遗址的交通水系，为什么这些坑在靠近城墙的壕沟边缘出现，为什么祭祀区在城南区域，这些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每年都有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这是中国考古人的幸事”

　　记者：这次三星堆新发掘6个祭祀坑，对考古界、对中华文明探源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