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主将们的居住地图(3)

　　鲁迅与钱玄同是同乡，留日时又同在章太炎门下。钱是《新青年》六位轮值编辑中的大将，《狂人日记》就是他力邀这位同乡，催逼多次组来的稿子。钱玄同的夫人是他哥哥介绍的，结婚以后实在缺乏共鸣，周围有朋友劝他再娶，这一点上钱教授却是严守私德。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孔德学校教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

　　李大钊住得离陈家远，离鲁迅近。他1920到1924年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天文华胡同24号，也就是长安街民族饭店对面，那地方离鲁迅上班的教育部一箭之遥。从他家坐黄包车往北大红楼跑一趟要半个小时，车费五角。所以李大钊经常泡在北大，忙于诸多工作，逐渐成了职业革命家。

　　《新青年》的另一员干将刘半农住得离陈家近得不像话。周作人在《改地名》一文中曾有记载：“正好东安市场西边，住过严又陵、刘半农的大阮府胡同，至今本地人还是叫做大元宝胡同的。”大阮府胡同至今犹在，反而“大元宝”你是查不着的。这条住过严复、住过刘半农的胡同里早已商家林立，从这里西去陈独秀家，溜达着也就五六分钟吧。

　　1917年1月，前西南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聘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人担任编辑及撰稿，李大钊、高一涵因此住进了位于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的《甲寅日刊》编辑部。

　　同年6月9日，张勋复辟。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等人相继离京，高一涵滞留竹杆巷4号以撰稿为生。9月30日，刚刚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介绍说：“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这一年三十出头的高一涵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毕业生，也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的得力战友。郑学稼先生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

　　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1918年3月30日，他与高一涵一起迁至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这里离陈独秀家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1920年5月又迁至地安门内嵩祝寺后钟鼓寺14号的四合院，也不过是向北西方向迁去了700米。胡适之所以购置这所宅院，是因为继第一个儿子胡祖望于1919年3月16日出生之后，江冬秀又于1920年8月16日生育了女儿素斐，正在北京求学的侄子思聪、思永也同住一处。高一涵从日本访学回国后依然与胡适同住，直到1921年9月20日才从胡适家中搬出，在同一条巷子里的钟鼓寺7号比邻而居。胡适为此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

　　《新青年》创刊初期的几员大将，除了沈尹默和陶孟和的住处我没有查到，余下的几位多在编辑部，也就是“总司令”家附近居住。这肯定不是故意的，离学校近，就是当时北大教授们租房子的习惯。

　　陈独秀在北京胡同里的辗转藏身

　　1919年6月11日傍晚，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娱乐场散发传单。十一点后胡适和高一涵坐洋车回家休息，陈独秀继续散发传单被警察总署逮捕。经过北大各位同事的努力，在83天的牢狱之后，9月16日陈独秀获得保释出狱。

　　1919年12月，应章士钊、汪精卫西南大学筹备委员会的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南下先到上海约定与章士钊会晤，再乘船到广州。后知西南大学筹建暂缓，遂于次年2月2日又应武汉教会学校文华大学的邀请前往演讲，于2月5日至7日发表了系列演讲，2月9日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乘火车回到北京。

　　陈独秀刚回到北池子胡同的家中，就有警察前来质询：说有报纸刊登其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故前来确认。警察一走，陈独秀知道后面还会有麻烦，故而从家出走前往缎库胡同的胡适家中。胡适1920年2月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因C.T.S。事，未上课”，便是陈独秀为躲避警察而到胡适家暂时躲避，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胡适、陈独秀考虑到警察知道两人的关系，又是咫尺之遥，怕是早晚要来缎库胡同，于是胡适和陈独秀考虑应该前往其他同事家。

　　但之后陈独秀到底藏在谁家？高一涵、马叙伦、胡适、蒋梦麟等均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