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2)

　　这个论证的过程，应该说很为曲折，因为欠缺直接的考古证据。但是，所有的分析结果，都指向三星堆人有这项水利技术，尽管某些设计上可能还比较原始。“治水”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行为，需要部族间的紧密联系和协作，客观上可能会优化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甚至可能导致人群的分工和阶层的分化。而人群的分工与分化可见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人物造像上——冠服华丽的大立人、身着铠甲的武士、素衣的执事和赤裸上身的跪坐顶尊人。我们知道，“礼别尊卑”，如果尊卑能在服饰上体现出来，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有了制度化的“礼”。有城市、有礼制、有青铜，三星堆虽不属衣冠华夏，却也已然迈入文明。

　　考古是一门讲究实证的科学

　　那么，三星堆遗址对于讨论考古学文化序列、聚落等级和结构，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今天，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三星堆遗址，了解成都平原，能够部分地还原成都平原文化演进、社会发展的历程，是因为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积累了一批以桂圆桥遗址、宝墩城址群、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群、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考古材料。在这些宝贵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搭建起了成都平原古代社会发展的时空框架。

　　考古是一门讲究实证的科学，所有的分析和结论，都必须有考古材料或多学科研究支撑。考古对一个区域系统研究的开始，就是考古学文化的提出或识别、年代序列或文化谱系的建立。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推广，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区系类型学说，虽然多年来让很多考古工作者对枯燥的分型分式、分期分段研究望而生畏，甚至充满了痛苦，但必须承认，这是对一个区域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归纳进而形成宏观认识的基础研究。

　　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便是在这样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这样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34年葛维汉等发掘汉洲遗址(三星堆遗址燕家院子地点附近)、提出汉洲文化；可以追溯到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指导下，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发掘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但真正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的，是1987年发表的、基于1980年发掘材料的《广汉三星堆遗址》这篇简报。在简报中，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先生将三星堆遗址划分为了四期，并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此后随着考古材料的富集，尤其是十二桥遗址、宝墩遗址等的相继发现和发掘，更丰富的考古材料，让江章华、孙华等学者提出用十二桥文化取代三星堆四期文化、宝墩文化取代三星堆一期文化，并将三星堆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合并为三星堆文化。

　　提升三星堆遗址的“分辨率”

　　不管命名的争议如何，成都平原的陶器序列基本建立。

　　《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对成都平原年代序列的最主要贡献在于——细化了三星堆遗址的分期。

　　因为成都平原上堆积最好最丰富的三星堆文化遗址就是三星堆遗址，在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分段上，三星堆遗址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本书的很多重要结论，也是建立在细化分期的基础工作之上的。简单地说，细化分期的作用就是提升考古学者对一个地区的考古学材料在时间轴上的分辨率。现在考古上常用的最小时间单位是“段”，如果每段的时间精度是100年，我们就可以讨论每一百年，三星堆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每段的时间精度是10年，我们就可以讨论每十年，三星堆发生了什么变化。分辨率越高，我们就越能还原三星堆遗址发展变化的过程。三星堆文化现在每段的时间大约是150年，宝墩文化每段的时间大约是100年。

　　考古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共存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你可以同时拥有乾隆通宝、银元和人民币，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是共存关系。但是它们真正制造和使用的年代相差了很远，如果能有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显示乾隆通宝早于银元，银元早于人民币，那就可以在时间轴上把它们真正的顺序区分出来。所以找到这样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就成为提高时间精度的关键。

　　古人的行为具有随机性，能够被保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也具有随机性，而能恰巧被我们考古发掘就更具有随机性，这么多随机性叠压在一起，要从有限的发掘材料中找出陶器的真正的顺序，数量就成为分型分式、分期分段的关键所在。也幸好，从198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持续地在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1987年更是设立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专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和研究。截至2014年，在陈德安站长和雷雨站长的领导下，三星堆共发掘了25个地点近万平方米，解剖了目前已知的各段城墙，清理了1986年的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了西城墙外的仁胜墓地，揭露了青关山台地大型宫殿建筑，确认了西城墙的水门遗迹……同时，获得了海量的、用以构建三星堆遗址期段分析的陶器，以及与这些陶器有关的、丰富的叠压打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