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80岁开始成为作家，豆瓣评分高达8.9(2)

　　又过了几年，弟弟妹妹长大了，杨本芬17岁。一天，妈妈对她说：“你去考学校吧，若能考取，就去读书。”杨本芬又高兴又担心，她实在是想读书，但她也知道，她走了，担子就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有她一个人考上。

　　在岳阳工业学校，她每门功课都学得好，终于可以敞开了看书，杨本芬买了一个手电筒，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看。她开始崇拜作家。就在她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时，学校却忽然停办了，她没有拿到毕业证没法找工作，也不想回家，就去最近的宜春。在宜春，她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她又考上了，结果读了还不到一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下放到何家坝改造，她又没有书读了。她选择了婚姻，原因很简单，对方说结了婚她可以继续读书，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这辈子最大的愿望终究落空。

　　1972年2月，杨本芬进入县里的运输公司上班。不久后，公司就接到上级下发的文件，凡在1972年1月31日前入职的人员，均可以转为正式职工。命运再次跟杨本芬开了个玩笑，几天之差，她错过了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你看，我的运气就是这么不好。”杨本芬的感慨让人无法反驳。

　　尽管退休前后的待遇都与正式职工无异，但身份上的标签给她带来了一辈子的创伤。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安全的、被打入另册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必须任劳任怨，对每一个人都赔着笑脸，因为自己是临时工，这个身份给她带去长久的不安全感。

　　即便在这样的境遇里，在那个书籍奇缺的年代，她仍在尽全力读书。宜春的铜鼓县城要找书并不容易，杨本芬只要听说谁家有本自己没读过的书，就想方设法借来，哪怕要“巴结”别人，帮人做点针线活。有次刚借的《第二次握手》第二天就要还，杨本芬便连夜把这本书抄下来。

　　有了这样的经历，杨本芬也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后必须读大学。后来，她的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章红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拿下硕士学位，如愿成为一名作家。

　　在章红眼中，母亲并非刻意去展现什么思想高度，她一生都不是一个反叛者，她只是在秉承她心中朴素的直觉与人性。或许，也正是杨本芬心中这些可贵的质朴与智慧，让她书写出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

　　八斤重的稿纸

　　杨本芬60岁那年，89岁的母亲梁秋芳去世了。在巨大的思念与悲痛中，她正好读到了作家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也可以写写自己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人。”若不如此，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抹去。杨本芬也想到自己，“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当写作的念头浮现，便再也没法按压下去。在那个由阳台改造的四平方米大的厨房里，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杨本芬就坐在一张矮凳上，用另一张稍微高点儿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

　　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在等汤滚沸的间隙，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她随时坐下来写。汤沸了，她再赶紧把纸笔收进塑料袋里，寻找家务中的下一个缝隙。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说出来。杨本芬说：“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两年多时间，边写边改，她写下8斤重的稿纸，这重量不完全是手稿本身，还有她许多的眼泪，“这个痛苦是情不自禁的，历历在目，但我还是坚持写下去了”。

　　写完后，杨本芬从未想过出版，女儿章红把文章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贴到天涯社区，这个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家在时代大浪中挣扎求生的故事迅速在网上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众多网友的反馈和鼓励给了杨本芬很大惊喜。为了回复网友留言，杨本芬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2019年，《妈妈的回忆录》被出版人涂志刚发现，他只读了一章就决定“必须要出版这本书”，哪怕只能印五千册。不是因为作者80岁了还没有出过一本书，也不是因为这本书写了母女之间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而是因为“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2020年6月，杨本芬的处女作《秋园》出版。此时，距离她写下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17年。这一次，她终于没有再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