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我的先锋都藏起来了(2)

　　毕业期临近，本以为自己会留校当老师的孟京辉迟迟没有等来消息，此时，中央实验话剧院时任院长赵有亮同意让孟京辉到话剧院工作。在这里，他可以继续先前毫无顾忌的实验，导演了《思凡》《爱情蚂蚁》《我爱×××》等剧目，每个话剧都充斥着大量的癫狂、自我的气质，以及大量实验性质的舞台设计。

　　20世纪90年代的孟京辉有多先锋？后来主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陈建斌当时正上大学一年级，他看完1991年那部《等待戈多》之后的第一感受是：根本没看懂。《我爱×××》的所有台词都是由“我爱×××”的句式构成的，由演员大声念出时会造成震撼的效果。即便难以理解，中央戏剧学院的优等生们还是以参演孟京辉的话剧为荣。有研究者将此时的孟京辉戏剧归类为荒诞派，认为他在那一时期的话剧创作是完全抒发自我，带有纯粹的批判性质的。正如同他在那段时期的一个典型的发言：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我和你有不一样的权利。

　　转折发生在几年后，1997年到1998年在日本留学时，孟京辉开始感受到自己过去那种极端自我的戏剧需要和更多的观众对话。他在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的作品中找到了他所要的那种“人民戏剧”的感觉和交流的方法，而这一切成为他未来发生变化的基础。1998年，孟京辉改编达里奥·福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将天津快板、电台播报等形式融入，辛辣的语言、夸张的肢体和新颖的形式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反差，很多台词也直指社会现实，得到观众热烈回响。

　　但直到此时，孟京辉的小剧场实验话剧虽然收获了一些受众，却仍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1999年，孟京辉开始排演由自己的妻子、编剧廖一梅创作的《恋爱的犀牛》，剧中表达了一种几乎偏执的理想主义爱情。剧组搭建起来了，投资人的临时撤出却让他出现了2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他找大学同学借钱填补空白，甚至想出抵押房产的招数。一波三折之下，《恋爱的犀牛》首轮演出之后居然火爆异常，排队买票的人站满了中戏附近的北兵马司胡同。最终，《恋爱的犀牛》票房超过50万元，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卖座的小剧场话剧。多年后回顾，孟京辉将这部话剧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廖一梅优美的文辞所造就的金句效应，许多人至今对“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念念不忘，这头倔强的“犀牛”成为中国第一部卖座的小剧场话剧。

　　孟京辉曾对媒体说，《恋爱的犀牛》当然也是先锋戏剧，只不过是一种控制下的作品。在小剧场话剧刚刚诞生的年代，人们经历了文化上的断层，并没有哪些人是真正的话剧观众，当年的观众正是他们这些戏剧狂热爱好者一手培养起来的，而这些人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他们所提供的一切内容，会为他们的剧目买单。

　　而在判断艺术作品的坐标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一切都没有当年那么单纯了。孟京辉分析了当下社会在评判艺术作品时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第一是可能受到商业影响，第二是可能在权力语境下受到肤浅观点的诱惑和滋扰，此外还有完全表达个人情感，以及完全表达艺术家扭曲变形的个人内心世界这两种方式。

　　“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混乱的，艺术工作者要表现自己，还不能被‘拍死’；要有个人的独特性，还不能被叫做机会主义分子。这跟以前不一样，没那么容易了。”孟京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边交流，一边“较劲”

　　时过境迁，《恋爱的犀牛》从险些夭折变成了20年来北京的“文化地标”和青年男女的爱情圣经。而在外人眼中，孟京辉也有点变了。年轻时他的性情多少有点火爆，在排戏过程中，段奕宏、袁泉都领教过他的“毒舌”，但在与世界一次次的碰撞和交流中，合作的演员、观众都觉得他的脾气越来越温和。

　　逐渐温和的外表之下，孟京辉的底色仍是当年那个“愤青”，他依然会坚持不放过任何一个挑衅观众的机会，2012年改编余华的作品《活着》时，孟京辉的疯狂设想是在舞台上弄一个泥坑，把主角福贵逐渐埋起来，余华则对此笑称“只要不搞出人命就好”。

　　如今的孟京辉喜欢用“交流”这个词，在他心中，交流不仅仅是和平的意见交换，也可以是吵架、较劲，这种交流如同舞台上那些肆意狂放的情绪，最终双方都会有所收获。他经常会在话剧演出过后举办“演后谈”，其中有的观众非常不客气，甚至和他对吵起来。这种时候他一定会抓紧时间和观众聊两句。“我愿意跟观众较劲。”他觉得两人的交流就像两股波浪，可能能达成共识，也有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他最重视的是其中的平等性，“我和他都拿着麦克风，连声音(大小)上都是平等的。虽然最后不知道他影响你了还是你影响他了，但是这交流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