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2)

　　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由于施昕更那本《良渚》报告，该所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81年，良渚考古重启，主持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王明达。这时他已经毕业15年，在农场、热水瓶厂待了很久，38岁这年终于全身心干起本行。

　　1986年5月31日下午，天气闷热，一场雷雨正在酝酿。3点刚过，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粘着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足足一刻钟。

　　到这天，反山遗址已经发掘了一个多月，还没挖到良渚时期的遗存。此前所里一位专家怀疑挖错了地方，但王明达顶着压力没有停工，他希望这里能够挖出良渚时期的高级墓葬。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不敢用手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再也不敢下手。天色暗了下来，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覆上泥土。这时雨点开始落下，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冒着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睡前不放心，还冒雨巡视了一圈。

　　其后，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当时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满满铺在墓底，没有下脚的地方。考古人员独创“土法”，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悬四根绳索下去，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毛竹上搭着木板，就像铁索桥一样，人蹲或趴在木板上，往下探着清理。“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腰酸背痛，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

　　经验不足也带来了一些麻烦。王明达回忆，他们以为墓坑内原来是粘湿的，随葬品露出后，特地用喷雾器喷水，以保持墓内环境湿润。结果在取出玉器时，发现朝上的一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沁蚀，或光泽消失，或包浆剥落。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所有墓葬再也不喷水了。

　　王明达要求，一座大墓几百件器物，要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必须做好记录。这次发掘，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放眼全国，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复杂社会；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以玉器为特色的大型聚落；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发现接近商代晚期的独特文化。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浙江，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当时考古所史前考古室室主任是“30后”牟永抗，还有“40后”王明达和“50后”的杨楠、芮国耀，加上刘斌一共5个人，老中青三代挤在一间屋子里。刘斌赶上了好时候，进所第二年就迎来50年最大发现，而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从反山开始，良渚考古‘开了挂’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良渚一时间名声大噪，此后30多年，良渚还将带给人们更多惊喜：1987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卫星图开“天眼”

　　2006年年底的一天，刘斌在莫角山宫殿西侧200米勘探时，洛阳铲碰到了地下3米的一层石块。开始没太在意，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却不知是什么用处，想得睡不着觉。他向当地村民打听，好几个人都说打井时也挖到过。他心里渐渐有了一个答案，也许是城墙。

　　不少考古专家都说过，想象力很重要，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反山大墓就是这样挖出来的，良渚城墙也是如此。

　　刘斌带着人一边想一边找，2007年，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古城墙被全部找到，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整体面貌被揭开。“不敢相信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刘斌回忆。

　　他继续发挥想象：按照中国传统外郭内城的构造，良渚会不会也有外郭？外郭比内城更宏大，依靠洛阳铲去探，难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