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下，百年前一群青年的殊途同归(2)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刚刚大学毕业、生活无着的郭大力。两人一见如故，谈论起国家前途，王亚南问：“你读过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依你看改造社会应当从何入手？”

　　郭大力告诉王亚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深感赞同。两人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商定一起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

　　潜心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被誉为“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外出散步，回来用完早餐后，继续工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大革命失败第二年，闻一多出版了诗集《死水》，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当时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

　　要知道，这位爱国诗人在国外留学时，还曾满怀激情写下：“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其实，这一沟绝望的死水下已然暗潮汹涌，新的希望正在泛起涟漪。

　　星星之火：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内，保留着他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来自黄冈——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和27岁的包惠僧。

　　开完一大回到武汉的陈潭秋，与一心想要教育救国的胞弟陈荫林，有过一段“道路之争”。有一次两人下棋，北京大学毕业的陈荫林说：“有一个德国家庭，父亲是保守党，哥哥是社会民主党，弟弟是共产党，各人参加自己的政治活动，回家只谈家事，不言政治。”

　　陈潭秋并不灰心，有意与陈荫林回忆家庭的衰败和家乡的凋敝。两人开展了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

　　到了开学季，陈荫林把接到的学校聘书一一辞退。“这些现实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他最终放弃教育救国，投身于湖北的农民运动，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恽代英、林育南在回龙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们主动取消共存社，自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八斗塆党小组宣布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星星之火刚刚点燃，反动派的镇压就朝着陈潭秋、董必武家乡扑来。

　　在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向记者讲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抓捕陈潭秋，却找错了村子。听到枪声的陈潭秋立即撤离，家人躲到了山上。他们再回来时，看到被反动派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一个石门框。

　　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难经历。红安县城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蒋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就连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孙董绍刚指着重建的几间灰砖房说，“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东逃西散，有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过起隐姓埋名的日子。”

　　这更是一个党的艰难岁月。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现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1933年，陈潭秋在写给三哥和六哥的一封亲笔托孤家书里这样说。为了解决“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他奋斗至死。

　　1950年初，陈鹄站在学校布告栏前，盯着一则“小豆腐块”消息。多年来，他内心残存着父亲还活着的希望，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他还记得，上面写着“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陈鹄一直期盼着和父母相聚，抗战爆发后，他只知道母亲牺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听父亲的下落。“董老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就分别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只知道父亲去了苏联。”陈鹄回忆道。

　　陈鹄当年不知道的是，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