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化回归艺术本质 “主旋律之年”带来怎样的启示(2)

　　在电影《革命者》中，张颂文还原了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大钊，观众评价他演得踏实又深情。原剧本里写：李大钊在开滦目睹矿难惨状，发表了一段演讲。但当天拍摄时，听到现场孩子的啼哭、老太太问“大钊先生，我们该怎么办”，所有工人都在等着李大钊演讲时，张颂文突然放弃了。他说：“我讲不出来。”他认为，当李大钊看到那么多矿工尸体时，以他那颗怜悯苍生的心，不可能继续慷慨激昂地演讲。这场戏，张颂文挪到了李大钊回北大后，“等他清醒过来，他才能演讲。”

　　在这些作品中，革命者卸掉了光环，他们是先驱，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常人。人性化的创作理念才会让观众感到历史人物的真实和亲切，这是主旋律作品能够被年轻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在历史留白处展开艺术想象

　　今年形成热议的几部重大题材影视作品，都是围绕党史中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创作，从不同切入点呈现历史横截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局限在于，它有标准答案，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在那里，在依托历史的同时，如何赋予作品戏剧性，挑战每一个创作者的水平。

　　在历史的留白处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戏剧化处理，是重大题材创作的必修课。电视剧《大决战》凭借出色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群像，以及对众多历史名场面的完美还原广受好评。剧中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一幕并非扁平、空洞的还原历史事件，而是抓住人物塑造，在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欢迎晚宴上的一瓶湖南辣椒，就把蒋介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性格特点勾勒得入木三分。毛泽东和蒋介石一番暗藏机锋的交谈，便在你来我往的交锋中立住了人物，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

　　典型的例子还有《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父子的情感戏，编剧龙平平通过这段完全虚构的剧情，讲述了两代革命者的性格碰撞、思想冲突。陈独秀最初是在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寻找救国之路，陈延年则一度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探索以及对抗反动政府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从互相理解到互相启发，最终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上走向统一。他们在性格上有着同样的倔强，呈现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整部剧中父子间的各种纠结都在为这条情感线积聚力量，直到最后爆发为父子惜别时一个催人泪下的拥抱，再配合“闪前”的平行蒙太奇营造出生死离别的效果，构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全剧最大的情感共鸣点之一。这种精巧的戏剧化处理将家国情与父子情融合在一起，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可看性，高浓度的情感叙事打通了历史长河，观众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情感入口穿越百年，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邱伟

【编辑: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