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数量该不该“封顶”？(2)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方和西方社会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了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了传统观念与国际文件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深入考虑了通过世界遗产体系来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2000年，基于中国文物特点所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发布，既体现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与国际共识的接轨，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国实践、彰显本土特色的宣言。
到了第三阶段，中国的探索开始对国际理念产生融合与推动作用。2011年，在对世界遗产类型深入研究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列入世遗名录。与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被动申报为“文化景观”不同，西湖的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用国际化语言作了充分阐述，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融合。
资料图：杭州西湖。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中国在数十年间探索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所建立的“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名录制度，反过来推动了国际社会有关乡村遗产的实践与反思，从多个方面为国际组织制定全球“乡村景观”遗产的保护方法作出了多维度贡献。
世界遗产始终是中国向世界表达价值观，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舞台。过去，我们将申报的遗产地看作一个个独立项目，列入名录被看作是对遗产地价值的最高肯定。但未来，它们必将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讲述中国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美学观。
中新社记者：世遗名录到底该不该“封顶”，设一个数量上限？
杜晓帆：从1972年当时的《世界遗产公约》通过，1977年《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出台，到1978年诞生第一批世界遗产，如果按照当时的世遗标准设定的话，很多人认为世界遗产应该有一个上限，达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没有可以再评的世界遗产，因为没有那么多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
资料图：福建泉州开元寺。王东明 摄
过去，人们认为世界遗产是一个不会变化的概念。但随着世界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多地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时，人们对世界遗产的理解、认识也在逐渐变化，一些新理念促使专家对世界遗产的认定也越来越充分。
1977年的操作指南只有29个条目，发展到今天已有近300个条目。1980年代后期有了工业遗产的分类，1992年又诞生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如今，各种类型的遗产越来越多，特别是像一些20世纪遗产、工业遗产等新遗产类型的出现，都会令世界遗产的数量慢慢增加。
人们对世界遗产本身的认识，对其“突出普遍价值”以及真实性、完整性等概念的理解，都在不断发展，因此对世遗设定一个明确的数量限制是不太可能的。自然遗产会越来越少，但人类作用过的文化遗产还会不断更新。
中新社记者：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在中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同时，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被从名录中除名。这“一进一出”对人类保护世界遗产有何启示？
杜晓帆：这是预料之中的。明年是《世界遗产公约》通过50周年，经过半个世纪发展，其实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是一件很难的事。世界遗产有濒危名录，其中的一些世遗保护长期得不到改善。世界遗产委员会几次想将这些项目除名，但当国际社会对世遗的名头越来越关注，各国将其视为一种荣誉时，世遗的政治性就越来越强，有些国家甚至会采取外交手段来影响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导致委员会迟迟下不了除名的决心。直到2007年，阿曼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因面积锐减等原因被除名。2009年，因建造现代化桥梁工程破坏河谷景观，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被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