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红”的院长单霁翔：用申遗弥补历史上的遗憾(3)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就是要叫它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社会。我们看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但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比如陈列在展厅里供人们观赏，它反倒更健康。

　　自幼与文化遗产结缘，两位“偶像”对他影响最大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这条职业道路？兴趣之源是什么？

　　单霁翔：我父亲是南京人，学文学的。他对古代诗词、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多，我们家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有时候到星期天我父亲就领着我去逛，去的景点后来几乎都成了世界遗产，比如长城、天坛、故宫，参观这些文化遗产，可能让我从小潜移默化地对历史建筑比较感兴趣。

　　后来我在日本读本科，学的是建筑学，在选择专业方向时，我就选了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最后毕业的论文也是这个主题。回国以后，在北京市城市规划部门工作时，我就开始关注北京的历史街区，一直在制定历史街区保护的方案，在北京划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这项工作和文物古迹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也是很自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新京报：很多人称你为“网红院长”，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很多人把你当做偶像，你的偶像又是谁？

　　单霁翔：我不是“网红”，我是“被网红”，因为我没有在网上和大家聊过天，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就“被网红”了。

　　在专业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良镛先生，一个是张忠培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我的博士生导师吴良镛先生，30多年来，对我的当面指导是数不清的。我跟他读了四年半的博士，他改变了我对待学术、知识的态度。现在我根本收不住，每天不读一些书、不写一些东西，就觉得空落落的。吴先生在建筑学、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这四个领域都是专家，有很多的著作，人居环境等理论对我影响也很大。他马上要100岁了，还在辛勤地工作着，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灯塔。

　　故宫博物院的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我从城市规划领域进入文化遗产保护，跟文化遗产领域的人的认识会有冲突。张忠培先生当时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也是泰斗级的专家，在文化遗产领域有很深造诣。20多年来，每次遇到问题我总是到张忠培先生的家里去，我到他家的时候，他一定都把茶沏好了等着我。他会把要讲什么列一个提纲，每次都不少于两个小时，跟博士生导师授课一样，一点点地指导。

　　我到国家文物局当局长的时候，他和几位专家就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四件：第一，要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的家底；第二，要注重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第三，要做好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第四，要打击文物犯罪。这四项成为我之后十年最重要的四件事，人们说这是为文化遗产保护钉了四个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