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经风霜的老广钟：在时光流逝中记录流逝的时光(2)

　　最早将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意大利的罗明坚，“明万历九年(1581年)春，罗明坚由海路至广州，送一机械表给总兵黄应甲”。当时人记载，“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收到这些新奇的西洋物品，当时的海道副使不顾朝廷海禁政策，安排罗明坚在广州居住了三个月。万历十年(1582年)12月，罗明坚、巴范济来到肇庆府，向时任两广总督的陈瑞献上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许多贵重礼物。陈瑞非常高兴，把他们安排在肇庆东门天宁寺内居住。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把一日24小时改为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黄庆昌指出：“此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1601年，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意大利的利玛窦利用两座自鸣钟，敲开了中国皇宫的大门，也得到了在宣武门内居住的许可。

　　广钟是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官方文书记载，西洋商人将西洋钟表运到广东售卖，开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至乾隆时期，中西钟表贸易达到鼎盛阶段。西洋钟表的便利与准确，在民间也刺激了消费欲望，尤其在广州、苏州、上海等重要商埠大受欢迎。清人昭裢《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为玩具。”在官民两界的需求驱动下，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也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作贡品。

　　广州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由于大量西洋钟表在广州集散，广州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重要中心之一。首先是洋人在广州开设钟表作坊，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马金图斯、18世纪伦敦著名的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的后人都在广州开设了钟表工场。乾隆时期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钟表工匠珀蒂皮埃尔后来也居留广州，为本地的钟表商工作。同时，一部分广州本地工匠也开始创业。

　　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广州的钟表行业至少在康熙时期即已形成。但直到乾隆早期，技术方面与西方同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未及西洋之精巧”。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传谕两广总督：“从前所进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毡等，务必要洋做者方可。”可见这位每年订购价值高达3万两到6万两白银顶级钟表的超级“发烧友”，对当时的“广钟”还是不太满意的。到了乾隆中后期，特别是“一口通商”之后，经过长期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经验积累，擅长变化革新的广州钟表工匠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所制浓缩了东西方艺术、工艺精华的广式钟表，深受人们的喜爱。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约翰·巴罗在其《中国行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现今他们在广东，像在伦敦一样，以三分之一的成本，生产科克斯和梅林(Coxe and Merlin)仓库曾经大量输往中国的各种精巧机械装置。中国人头脑灵活、颖悟，纤细的手天生用来干巧妙的工作。”

　　黄庆昌指出：“延至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故宫博物院的几百座广钟都是乾、嘉时期广东的贡品和经典之作，也因此成为保存广钟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档案中看，乾隆朝有相当多的广东钟表匠进京服役，称为“南匠”，由广东督抚挑选进京，技艺高超者还可携带家眷。

　　广钟融会了中西的工艺和技术，可谓是“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