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预示中国商殷之前曾经历漫长文明铺垫(2)

　　目前大家争论的焦点是证据。“肯定方”认为从历史年代、都邑地望、文化内涵等方面，推论二里头文化可能为史传夏王国之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是史传夏王国都邑遗墟。而“存疑方”则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可自证为夏王国遗存的文字证据——殷墟发现了记载商王名号的甲骨文，成为殷墟是商王国都邑遗墟的最有利证据——因此不宜轻易将现有考古学文化、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国直接对号入座。

　　记者：如果运气不好，始终没有发现文字证据，会影响“最早的中国就是夏都”的判读吗？

　　杜：不会。考古不是算命，除了文字，还需要许多证据来支撑。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

　　记者：如果二里头遗址不姓“夏”，那她姓什么呢？

　　杜：很多人把这场学术讨论理解为完全对立的两种学术观点的辩论，这是不对的。这场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历史文化属性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夏”与“非夏”的争议，而只是关于现阶段对相关问题如何表述更加科学、合适之商榷。因为，在下述问题上，双方是完全一致的：二里头文化是进入国家文明的文化遗存，是时间上位列商王国文明之前的王国文明；二里头遗址是王国都邑遗墟，其时间位列商王国最早都邑之前。正因如此，“存疑方”才大力倡导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说，并认为如果一定要追问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历史文化属性，那么最有可能是夏王国文化、夏王国都邑——只是缺乏文字实证。

　　记者：围绕“最早中国”是不是夏都的争论，其实是东西方不同的考古方法论之争？

　　杜：是的，争论的背后，都是对方法论的质疑。比如，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学人物事件的对证关联，是否科学？一些欧美学者强调考古学纯洁性、主张就物论物；而大部分中国学者主张透物见人，把考古学纳入历史学范畴。看起来前者似乎更客观、审慎而科学，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情不同、学术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学术理念——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记载，许多国家的考古发现是无法与当地古史相联系、印证的。而中国在这方面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再比如，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学人物事件的对证关联，需要多少、多硬的证据？所谓的“自证”证据——本身的文字证据，在考古学上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现在，“肯定方”给出的是“推论”；“存疑方”追求的却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