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热门作家残雪：对我没什么影响 还是每天在写作(2)

　　她的丈夫会帮她将手稿录入到电脑里，他熟练用五笔打字，打完后会仔细校对几遍，再将手稿整齐码放在木质收纳箱中，存放在专门的柜子里。文稿传到陈小真手里时，“页面非常干净，排版整齐，少有错字。”

　　在她的作品中，人物被她视为自己的某个部分的化身，“所有人物都有我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某一个人物有我自己的影子。”她说，但人物又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参照，“彻底的想象而来”。

　　她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一个人坐着时，她幻想家里起火，到处是烟，她搀扶着生病的外婆，冲破阻碍，跑出房间。也会幻想，半夜被老虎追，她拼命往前跑，跑到一处悬崖，闭上眼勇敢地往下跳。

　　外婆时常给她讲民间的鬼故事，她的故事里总绕不开老家永州。她的散文集里全是以长沙为背景，她话里带着浓浓的长沙口音，“家乡是魂牵梦萦，到死都变不了的背景”。

　　她的哥哥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她三十多年的老读者，评价说，“读她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

　　1953年，残雪出生于长沙。父亲从湖南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婚后父母都在《新湖南报》(现《湖南日报》)工作，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八人和外婆住在报社分配的一栋大房子里。残雪自称，“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后，从报社社长贬到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看守周围的柑橘园。1959年，母亲也被下放衡山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报社资料室工作。

　　邓晓芒回忆道，父亲从图书馆、或者母亲从资料室下班回来，带回几本书，要么就是中外经典小说，要么是《鲁迅全集》的某一册，我们兄弟姐妹立刻每人抢一本，有的围在炉边，有的倒在床上，人手一本在看，“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在残雪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打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她经常在一旁望着他，“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总是多么惬意和自足。”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残雪的外婆和弟弟相继去世后，她一遍遍尝试在梦里搭建与弟弟重逢的场景，她写成日记和一些小的文字片段。她写道，写作就是在演不可能的事，“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

　　“文革”期间，她的父亲再次被打为右派，白天游街，晚上住“牛棚”，其他家人都去农村劳动，残雪留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因为父母亲的身份，残雪在学校受到了歧视。甚至邻居经常会说，“你的爸爸妈妈是‘有问题’的，党和国家对你们家其实已经很‘优待了’，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里头立过大功”。

　　她向父亲夸张地抱怨上学的困难，“他听完后，叹了一口气，同意了我待在家里”。不再上学后，她被安排住在一栋楼的工具房里，摆着木板床，没有窗户，门一关满屋漆黑，她就着不太亮的灯光看书、尽情幻想，她称这是快乐的“小黑屋”。

　　残雪开始看父亲的马列哲学书，经常与邓晓芒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候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邓晓芒回忆，“后面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当前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暂时把哲学放一放”。

　　她白天得去街道工厂当工人，晚上从广播里听两个小时的“英语900句”，而后她当上了中学英语代课老师，并开始试着做些英文文学原著翻译。

　　她开始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看完要消沉几天，被安娜的死亡境界吸引，那是一种黑沉沉的、绝望的死，似乎扑灭了一切幻想。”

　　接触到卡夫卡与但丁的作品时，她已进入了婚姻，和丈夫开了一间裁缝铺，买了裁剪书自学裁剪与缝纫，每天需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裁缝铺里生意越来越好，她请了几位学徒，她可以一边做着家务，一边阅读卡夫卡的《城堡》。那一段时间，她脑海中涌现出强烈的情绪，她坐在缝纫机旁，一字一句开始写下来，在嘈杂的环境中，完成了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黄泥街》。等她依靠写作能够养活家庭时，她把这些工作都交给了丈夫，“以潜心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