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 揭开3800年前文明的面纱(2)

　　二里头遗址的以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

　　与考古发掘基本同步，60年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之一，大致可以分为遗物、建筑、墓葬、年代学、宏观态势、地理环境、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等9个方面的研究。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影响深远。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就应当从这个时期和其前后去进行发掘和研究。1978年，《河南文博通讯》发表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邹衡、赵芝荃、安金槐等先生关于夏文化的论文，学界随后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此后每年都发表十数篇至30余篇部不等的相关论著。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并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极大地推动了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及古史复原研究。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被普遍应用。尽管文化史研究仍然占据着重要比例，但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2002年6月启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碳14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广泛运用到二里头遗址研究之中，在年代学、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从这本考古报告中，我们能够获得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的非常丰富的信息——

　　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的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滨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农作物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种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并在体现等级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可能还存在剪羊毛的行为；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是为贵族专用的；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贵族专用或专门用于礼制的陶器生产部门；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

　　保护与传承都是大课题

　　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1号夯土基址开始，考古队就注意对重要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经过近60年的发掘，只精细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多一点。一般仅发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部位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后来随着发掘理念的提升，注意对重要遗存套箱提取，近20年套取了多组重要遗存，在室内进行精细发掘。2002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直接套取到室内，认真发掘清理出来的。2015年以来套取的几座贵族墓葬，通过在室内精细发掘，获得了更多关于墓葬中所用材料、使用方式、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细节，为多个学科参与论证、取样、研究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