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文化”到“管文化” 我国文化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迈进(2)

　　浙江嘉兴在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中，通过授权书形式，将人事管理、财务和经费分配等职能交给博物馆理事会，并通过章程明确理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和运行规则，实现了政事分离和监督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引入社会力量办文化

　　在上海陆家嘴，聚集着约20万的“金融白领”。他们的教育背景、职业特点、消费能力，决定了他们的文化需求“不一般”。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合多个社会主体，举办了大量“对味”的文化活动。小型交响乐演出、建筑艺术展、草地诗会、滨江热跑、垂直马拉松……青年白领作为文化活动的主要受众和参与者，成为热情的策划者与设计者。一些写字楼也纷纷加入楼宇文化、白领文化的打造，利用楼宇空间，开展午间音乐欣赏会、午间艺术讲座、艺术展览等活动。

　　上海陆家嘴的例子，是社会力量参与办文化的一个缩影。早在2015年1月，中办国办就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公共文化建设要“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发展活力”。

　　群众的需求和政策的支持，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农家书屋是社会力量参与办文化的又一个重要领域。目前，全国农村兴建了60多万个农家书屋，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农家书屋的利用率并不高。

　　总部设在四川省大邑县杨古镇的“3+2读书荟”，是一个民间公益阅读推广机构和知识分享平台，它以“互助式公益”和“书馆+志愿者+读书荟”的模式，积极推动乡村阅读活动。

　　“3+2读书荟”在自办书馆的同时，还托管了不少农家书屋。托管农家书屋后，“3+2读书荟”首先为每个农家书屋配备了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保证农家书屋的大门随时为村民开放。同时，他们还让各农家书屋和书馆之间的图书流动起来，彼此实现了图书资源共享；为了普及知识、指导村民的阅读活动，定期在各农家书屋举办知识讲座和各种读书会。“3+2读书荟”这样的社会力量，像鲶鱼一样，将乡村阅读环境一下子激活了，也帮助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乡村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