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用喜剧方式体现悲剧精神(2)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常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从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所以他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堂吉诃德的游历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家驾驭不了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写好这些。因为乡村文化同城市文化很不一样，比如穿着打扮，那时候城里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领子都是打褶皱的，像围脖一样高高竖起，穿的也都是长衫、长袍，面料自然很讲究；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天热的时候可能人们就光着膀子、穿一条短裤衩，冬天的时候随便加一件棉袄。塞万提斯的作品里面多的是这样细节毕露的描写。

　　朱光潜为什么说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与此同时，要读懂《堂吉诃德》，还必须要了解它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放到特定历史语境当中，才能知道它的特殊性，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并更好地理解他的个性和风格。

　　《堂吉诃德》的精神源头，似乎要回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去寻找。当时的西方是一个什么状况呢？那是一个几乎忘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甚至逐渐失去文字，重新回到了口口相传的时代。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在与中国的交流中，通过丝绸之路，将源自于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广泛传播。同时，他们一方面把东方的经典传播到西方，另一方面把被西方忘却的古希腊罗马经典又重新翻译印制出来，从而为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了基石。

　　中华文明通过阿拉伯人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重要的贡献，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西方有意忽略的。现在西方有少数学者开始正视这个事实，并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当西方还是一片蛮荒，还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之时，东方的两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就曾以不同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先驱。但丁时期及其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巨人”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给人类文化树立了丰碑，同时他们也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过程中，喜剧通过惊人的狂欢方式影响人们的情感，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很快充斥了15世纪的欧洲文坛。而资本的出现和发展又必然带来信仰的沦落，塞万提斯通过否定之否定，用《堂吉诃德》展示了骑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全盘溃散。

　　尽管在生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但塞万提斯身后却声名日隆。数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身上所融合的滑稽与崇高，是塞万提斯以喜写悲的具体体现，而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在市民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又使《堂吉诃德》足以位列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之林。

　　小说中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片段历来被人传颂，成为彰显主人公性格的点睛之笔。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见一排风车，堂吉诃德固执地认为风车是一个个巨人，不听桑丘的劝告，横枪跃马冲杀上去，结果被风车所伤翻滚在地、动弹不得。堂吉诃德性格上的高度分裂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癫狂可笑，另一方面又有着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怀。《堂吉诃德》塑造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文学形象是非常独特的，这可能是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搭配，它特别像我们的小品或者相声，一个捧、一个逗，一个极端出世、一个极端入世，二者配合得天衣无缝。堂吉诃德不食人间烟火，整天为天下打抱不平，是精神高于一切的骑士。而桑丘作为反衬堂吉诃德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和堂吉诃德形成对比，从侧面凸显骑士精神可爱与可笑。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只顾眼前之利；堂吉诃德学识丰富，桑丘则是一个十足的文盲和享乐主义者。朱光潜先生曾评价：“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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