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间喜剧》，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3)

　　所以指责巴尔扎克的继承者只会写“侯爵夫人下午五点钟出门”的超现实主义者还是低估了“现实主义”这个标签。“现实主义”里的现实远远不是某一个时代里的某一个社会那么简单的问题，否则历史自己就能够纠偏了。可偏偏历史是一列最没有理性的火车——待到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得不佩服将近两百年前的巴尔扎克只用一幅没有任何伦理站位的巨幅人物画卷就勾勒出了人类的未来。是巴尔扎克用落实到人物的方式把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变成了一种“元社会”。在塑造这个“元社会”的过程中，巴尔扎克硬生生地把法国变成了世界：今天的法国仍然没有走出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的范畴，纵使他再在小说的起笔处写，“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一天”；而世界的其他地方也都或早或迟地走入了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纵使他再三强调，“只有潜在蒙玛脱岗和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能够领会”。

　　就像我们不用等到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才想起来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一样，我们应该断不至于要等到卢浮宫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想起来，在《贝姨》里，巴尔扎克也有关于卢浮宫的绝妙描写：“借着墙上的窟洞，破烂的窗洞，卢浮宫四十年来叫着：‘替我把脸上的疮疤挖掉呀！’大概人家觉得这个杀人越货的场所自有它的用处，在巴黎的心脏需要有一个象征，说明这座上国首都的特点，在于豪华与苦难的相反相成。”又有谁会怀疑，这个“上国首都”的特点，就是当今世界的特点呢？卢浮宫旁的小街陋巷容易整饬，但是世界就仿佛一个巨大的卢浮宫，平复了这里的伤疤，曾经的繁花似锦却又沦落成了新的伤疤。

　　因而，《法兰西世界史》的“1842年”就是献给巴尔扎克的，作者写道：“1842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不仅让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而且也让其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类型。”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笔下，巴尔扎克的作品因为“自觉承担起利用文学来汇集或重新汇集一个民族的人物”，从而“照亮了文学想象世界化的新进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这里得到了最为正面的注解。或许，当法兰西民族在今天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时，也的确是时候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了。重新发现巴尔扎克的魅力，就意味着重新唤起曾几何时，与世界共同探讨人类命运的记忆。而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重新发现巴尔扎克魅力的，又何止一个法兰西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