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2)

　　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家的崇高地位、家的崇高意义深刻在少安的灵魂深处，所以他的柔情和他的刚直性格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变成内心一阵阵的风暴。

　　但是最终秀莲胜利了，家还是分成了，因为秀莲背后的逻辑比乡土社会的逻辑更强大，就是个人经济独立。经济个人主义被秀莲不自觉地接受了，而这个逻辑和当时社会的变革、改革的逻辑是一致的。

　　少安还有另一面，他十八岁就当了生产队长，在他为病牛治病的情节里，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意识里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东西：他是一个集体当家人。小说中说“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全队人”这个词对于少安的思想活动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一方面是乡土伦理在控制着他，决定他的行为和感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集体意识对他一生的影响、对他性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为什么孙少安后来发财后有种种内心不安，特别是他雇人的时候，他成为同村乡亲的老板，这时候少安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复杂的。他后来给全村办学校，尽可能地在招工当中照顾自己村里的人，以此作为补偿——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没有完全退场，构成了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相对孙少安来说，孙少平是一个自觉的乡土社会的瓦解者。但是和孙少安比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逃跑者，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突围——在突围当中寻找另一种生活、寻找另一种生活的意义。他的突围方式有强烈个人主义的姿态。有些人往往把孙少平突围的个人主义和于连相比较。这样的比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把孙少安和孙少平做比较的话，其实更容易看出孙少平这个人物的意义，那是于连不能相比的。这个区别对于我们做文学评论来说非常重要。

　　《红与黑》中，于连和他父亲、和家里兄弟的关系是仇恨的。但是孙少平有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其实是构成乡土社会的肌理和细胞，也可以说是DNA。说到底，孙少平是乡土社会的儿子，是这个乡土社会的儿子要突围。如果这样看的话，孙少平的个人主义和于连完全不同。孙少平有没有和于连比较相近的地方？有。他总是在自卑和自尊两个极端中互相摇摆，特别是当他由于贫穷、由于饥饿遭到歧视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强烈，但是这种反应跟于连不一样。他对自尊的追求或者他的自信，来自他自己德行上的优越感。他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对公正和正义的坚持，都跟陕北的乡土生活有着历史的血脉关系。

　　在某些时刻，我们担心孙少平是不是在争取自己的尊严，他从乡土社会突围之后会不会被金钱所吞没？会不会变成一个他所看不起的人？我觉得孙少平很幸运，几乎被当作生活目的一样的挣钱追求常常被打断。他为了帮助别人，为了帮助家人，他送钱给根本不相识的小翠，更不用说他供他的妹妹、给他的父亲箍窑。这些事情使他在突围过程当中跟他的乡土社会血肉相连，他不能像于连那样有资产阶级的英雄姿态和当时的社会进行对抗。孙少平身上对金钱价值的分裂、犹疑、抉择是于连所没有的。

　　很多评论还会讨论孙少平的苦难哲学，我对这个问题也作一点分析。我们把哥儿俩再做一次比较。两人对劳动的态度是一致的，对苦难的态度有一样的记忆。但是在孙少安那里没有苦难哲学的问题，孙少安对于劳动和苦难有很自然的认同。对孙少安来说，他把苦难当作必须接受的。孙少平则把苦难当作一个对象来对待，在这个对象化的过程当中实现自我奋斗。从路遥对孙少平读书的刻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孙少平的突围有一个目的：他不是要变成一般的城市人，他要变成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要掌握知识。他获得尊严的前提就是他不但要成为城市人，不但要离开乡土社会，而且要成为知识分子。客观地说，上千万的孙少安、孙少平们今天都离开了乡土社会，而且成为改变中国的主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孙少平绝对不是于连。

　　描写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

　　路遥不仅写了一组又一组的农民，他还写了一组又一组的干部。这些干部既有村一级的、乡一级的、县一级的，还有地市级的，甚至还有省级的，这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里很少见。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丰富的、复杂的、一组一组的农民干部，或者跟农民和农村有密切关联的、出生于农村的干部群像，才能给我们展开一个广阔的当代农村政治生活图景。这样的气魄超过了柳青，这是路遥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