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2)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文学史作为海外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也应当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发挥其作用。此外，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如何立足中国立场，向海外介绍友好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历史任务。文学史走出去，可以为此迈开有力的一步。

　　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

　　与海外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相比，实际上中国学者对作者、文本和文献有更好的把握，但要编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也面临不少困难。

　　“这就需要编写一部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史发展面貌的文学史。”方铭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复原中国文学史历史原貌。”比如赋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但如果以西方文学本位立场来看，就会陷入赋究竟是诗歌还是散文的分类困境，必须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才能认识到赋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克服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体系中西方带来的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对文学的认知，其文学具有文史哲合一的特点，这体现为“义理、考据(历史)、辞章”的三位一体。“编写一部好的海外文学史，需要建立在编写一部好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方铭总结，“如果要恢复中国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大量艰巨的清理工作，但也是迟早要做的。”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中西文学之间，毕竟存在诸多区别，而一个小小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理解障碍。本土学者中，有能力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而有能力写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多，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对域外文化和文学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叙述中国文学，不仅要深入了解本国文学，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学，比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诸文字，却一定要内化为一种视野。”陈文新说。

　　李松也表示，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的文学趣味，如何选择既有中国民族特色与传统底蕴，又能拨动异国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编撰者有必要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高度着眼，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入手，寻找中外文化、人性、情感、价值观以及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共识，从而针对性地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学史。

　　“要把中国文学在他国语境中本土化，消除语言与历史带来的文化隔阂。要以外国人听得懂的表达方式来书写中国的形象、情感、形式与修辞。在编撰者的组合上，最好能够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联合进行，从而互通有无、扫除盲点、优势互补。”李松说，“应当着眼于宏观的全球史互动与融合，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将中国文学还原到世界文学的历史实际状况，突破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思想窠臼。”“编写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有其必要性。”陈文新总结，“不过，鉴于以上原因，也不必操之过急，应当缓缓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