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辽代妇女观的变迁(2)

　　尽管契丹上层的妇女在政治上较有作为，但视妇女参决政事为祸乱根源的观念却逐渐强化。太祖五年(911年)阿保机诸弟刺葛等谋反作乱，直至八年初，方才平定这次叛乱。后来耶律阿保机对心腹臣子评论此事：“昵比群小，谋及妇人，同恶相济，以危国祚。”应历十三年(963年)，辽穆宗借口北汉君王刘钧对待契丹不及从前，借刘钧诛杀段常之机派遣使臣加以斥责：“段常尔父故吏，本无大恶，一旦诬告，诛及妻子，妇言是听，非尔而谁？”辽朝末年，秦晋国王耶律淳称帝，后来天祚帝知道耶律淳病死后，当天即下诏书，历算其罪过，其中有一条为“辄申遣令，擅建长秋，妄委妇人，专行伪命”。显然，这些事例中均把妇女参决大事看作酿成灾祸的根源。在辽朝人中，逐渐流行有才学的妇女更易遭惹祸患等看法。王鼎在《焚椒录》中记录了辽宣懿皇后冤案一事，指出其获罪之原因在于“好音乐与能诗善书”“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手乎”。元人后来撰写《辽史》亦称：“宣懿度曲知音，岂致诬蔑之阶乎？”这大抵反映了辽宋夏金元之时，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受儒家文化传播影响，辽代妇女特别是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有所上升。辽朝初年，奴婢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例如东丹王耶律倍性情暴虐，“婢妾微过，常加刽灼”。到辽圣宗朝后，这方面有所改观。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诏：“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开泰六年(1017年)，“以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驸马萧图玉不能齐家，降公主为县主，削图玉同平章事”。兴宗重熙间，同知点检司事耶律裹履，打算娶秦晋长公主孙女，但是其母与公主奴婢关系不睦，就让裹履除去此婢“乃许尔婚”。裹履后来用计谋杀了奴婢，事发后被“以大辟论”。同时严惩强行施暴幼女等行为。辽穆宗应历十二年(962年)，国舅帐郎君萧延的奴仆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笄〕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这表明儒家文化对辽朝妇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体上辽朝妇女所受儒家礼教、法律观念等影响日深，在妇女观及价值认同上与中原王朝渐趋一致。

　　(作者：张 宏，系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金妇女群体研究”〔18BZS05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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